昨日，本报文化观察版刊登报道《三地学者论战“兵马俑”》，报道说，南京市建筑学家陈景元的“秦始皇陵不在骊山脚下”观点被质疑，来自西安和上海的专家学者对他的观点逐条反驳，甚至认为“陈景元想象的成分居多”。当天不少读者打来电话，大多表示：“到底谁是对的？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论？权威部门是不是该出来澄清一下？”

　　也有南京读者积极“挺陈”，认为“秦始皇陵里面到底埋着什么不仅仅是一严肃的史实问题，更是一个学术态度问题。在此，敬佩陈先生敢于挑战传统观点的勇气，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了”。

　　此前，陈景元的奇论“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秦始皇死后葬河北”曾引起较大反响，而这些观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和质疑。

　　本报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对陈景元先生进行了专访。

　　江南时报：本报今日对此次论战内容作了披露，报道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有不少读者对您表示出兴趣。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似乎支持您观点的人不是很多，甚至有些人以为是炒作，您怎么看？

　　陈景元：（笑着说）这些反驳的声音我都看了，我还在博客里专程针对三位专家的一一给以回应。自从1984年我在《大自然探索》发表质疑的论文以来，这30年我一直都是个挑战者。在我所有批驳秦俑馆观点的材料中，自始至终，我没有一句空话、套话，我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背后都有可靠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他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必须说出为什么不同意，否则仅仅反对是不能服人的。

　　江南时报：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指出今人认为秦始皇确实葬于骊山脚下，主要是根据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关记载。史书上记载秦始皇“7月死于沙丘，9月归葬咸阳”，吴永琪认为史书上也有关于秦始皇在归途的车体当中，放上一些鲍鱼去“以乱其臭”的离奇说法，您怎么看？

　　陈景元：秦始皇的遗体，要冒着两个多月的酷暑，千里迢迢，从邢台运回到咸阳安葬，是不可能的事情。理由是：路程实在太长，天气实在太热，道路实在太窄，丧事实在太怪。这回归的一路之上，到处都是蒙恬的部队，赵高等人对外哪敢泄露半点死讯，甚至连尸臭一点都不能带出河北。

　　江南时报：陕西考古所副研究员张占民认为您是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对不利证据采取曲解的态度。他指出，有的铜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吕不韦”，仅在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之内，就出土了铭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凭着这些字样，实际上就可以作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

　　陈景元：事实上，1974年7月15日，秦俑考古队才进场，而在此之前的半个多月，秦俑早就被定了性，这不是先定性、后发掘又是什么？关于铜车马也有2万字的考证；关于秦宣太后陵的位置、“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寺工铍”的纪年等问题，我都有全面、系统的论证。比方说：比秦宣太后晚70多年的“吕不韦戈”，怎么会跑到宣太后的陪葬坑去的？

　　事实是这样的吗？在一个完整的、不被扰乱的墓葬中，后期的器物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这确实是考古的常识。但是，在一个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后期的器物完全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这难道也不是考古上的基本常识？秦俑馆的《发掘报告》中，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之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后期的器物？

　　江南时报：如果说两位陕西的专家出面质疑，可能有利害关系嫌疑的话，那么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呢？我认为他的观点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直接怀疑您研究出发点之中，“想象、猜测”的成分居多，并判断您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猜疑”的层次上。这个您怎么解释？

　　陈景元：（声音提高，颇为激动）可以说，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从1974年开始，在几乎所有与定性有关的重大问题，都是建立在“想象、猜测”基础上的。“三百丈”是想象，“56．25平方公里”也是想象，“秦始皇陵坐西向东”还是想象，“铜铍是秦始皇纪年兵器”仍然是想象，“吕不韦戈是秦始皇陪葬品”更是想象，包括陈淳先生所持“只有秦始皇有这么大的国力、财力，才能建造俑坑”的观点，何尝也不是一种“想象”和“猜测”。在地下挖个大坑，就秦始皇能挖、有钱挖，秦宣太后不能挖，没钱挖？秦宣太后治理秦国41年，社会最安定，国力最强盛，历史上称她是20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她也是一个“凤在上龙在下”的人物。说她绝对没有能力，去挖大坑、搞陶俑，真不知道考古界、历史界的权威们，能够拿得出什么可靠技术经济上的计算依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