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小喇叭》讲故事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现在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孩子们获得娱乐，获得信息的渠道丰富多彩，但是对于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有一个广播节目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广播小喇叭节目，每当一个非常甜美的稚嫩的声音响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听到这个声音的孩子都会被吸引到广播跟前来，即便现在我想起那个时候，收听小喇叭节目的感受，依然是如沐春风，小喇叭节目1956年9月4号开始播出，到现在整整走过了50年。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滴嗒、嗒滴嗒、嗒嘀嗒——滴——嗒”
相信每一个在80年代中期之前出生的人，都会对这段熟悉的声音难以忘怀。这就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的开头。如今小喇叭迎来了它的第50个生日。
1956年9月4日，为了能让学龄前儿童听到适合自己的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创办了《小喇叭》节目，由于节目定位准确，生动活泼，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成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十大名牌栏目”之一 ，小喇叭节目当中，孙敬修爷爷、曹灿叔叔、康瑛老师都成为孩子们心目中一个个亲切的形象，他们讲的故事也成为同年共同的回忆。50年里，它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是中国大陆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档少儿节目。
50年来，可爱的“小喇叭”为几代人的童年注入了欢乐和憧憬，当年的小听众已经长大成人，而当年的小喇叭的主持人和编辑们也都步入了老年，50年里，广播节目在变化，孩子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么可爱的小喇叭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当年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现在还好吗？
李小萌：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小喇叭节目的成长，我们来做一个介绍。曾经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副主任的贾玉芝老师，欢迎您。旁边一位是在小喇叭节目里面给小朋友讲了几十年故事的曹灿老师，欢迎您。听到您的名字我们首先会反映曹灿叔叔，从一开始讲到现在，不管您的年纪怎么变化，大家都会叫您曹灿叔叔是吗？
曹灿：对，我现在应该是曹灿爷爷了，74岁了，我曾经申请过，那时候管我叫叔叔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他的孩子听我的故事还叫叔叔，这辈分不就乱了吗，我说给我长长辈，还是不行，没长上去，最后长了半天叫曹灿伯伯吧，还是差一辈。
李小萌：那个时候给小朋友讲故事都是像孙敬修爷爷、康瑛阿姨，后来叫奶奶，曹灿叔叔。
贾玉芝：叫康英老师比较多。
李小萌：曹灿老师能不能用在小喇叭节目里讲故事的语气跟我们说几句话，让我们回味一下。
曹灿：这也很不容易了，那个语气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故事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吧，我就录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李小萌：那就是好几遍。
曹灿：就是找不到感觉，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感觉始终找不到，后来怎么办？我就在我们院把小朋友都找到跟前，我就给他们讲，照着稿子讲不行，还得离开稿子，特别口语地跟他们讲，就是小朋友们，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贪心的王老大。要不然照本宣科的话，一个字都不动，就特别书本化，书面的语言特别多，所以跟小朋友讲都得把它变成很生动的语言，这么来讲。
李小萌：所以贾老师是不是一个好的朗诵演员不见得就一定能够给孩子讲好故事。
贾玉芝：对。根据给孩子讲故事，当然特别著名的孙敬修老师在小学当老师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讲故事，后来就到电台讲，解放以后还在电台讲故事。他已经有一个独特的风格了，我觉得曹灿老师讲故事有他的特点。我印象最深的是你讲的鸡毛信，你还记得吧，非常生动。
李小萌：您觉得这些老师当时讲故事能够吸引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贾玉芝：亲切、自然，很口语，因为我们作为编辑工作来讲，也非常注意这个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故事、文艺形式去潜移默化地对他进行某一方面的教育。
李小萌：那时候讲的故事不仅仅是现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你们自己创作的是吗？
贾玉芝：那个现成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够用，小喇叭节目没有一篇报纸上的或者是刊物上的东西拿来以后就给播音员，播音员到那儿就念，没有一篇。有些东西真的是编辑创作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篇稿子叫小辫子阿姨，这是报纸上一个大概几行字，提到汽车上的一个售票员，就是在她的岗位上工作很出色，就是这么两行字，编辑就给它变成一个小辫子阿姨的故事，就讲这个售票员怎么样为顾客着想，在她的岗位上怎么样去热心地给孩子服务，这也可能有名字，有人物，人物也要做一些形象上的描写，梳着长长的辫子，大大的眼睛，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故事也得有一定虚构的成分，但是它是根据报纸上的一个线索来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编辑创作的，真的是编辑创作的。包括小孩吃药嫌苦，不爱吃药，编了一个果果吃药，也是这样的，很短的一个小故事，但是有人物，怎么不爱吃药，怎么跟他说，怎么讲道理，后来怎么样就把这个药吃下去了。
李小萌：您播讲过这些编辑们创作的这些故事吗？
曹灿：我播讲的故事都是他们创作的。有时候我自己还编过，我还编过一个贪心的王老大，那是我自己编的，讲哥儿俩，老大比较贪心，老二比较诚实，最后分家的时候老大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弄到他身上了，把老二赶出去了，赶出去的老二很难受，一个老鹰就说你晚上到这儿来，我带你到月亮上取东西，结果到了月亮上取了很多珠宝回来，结果老大知道了，也假装穷得不得了，老鹰又把他带到月亮上，他装了好多好多，死气白咧不肯回来，最后冻死在月亮上了，月亮上面旁边有个黑影，就是贪心的王老大，就是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东西，都是用一些故事来给他讲，不要贪心，用这种东西跟他讲，而绝对没有什么成套的理论，贪心对人有什么什么不好，不是这样的。
李小萌：曹灿老师，您的本职工作是话剧演员，那时候您给小朋友录制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工作状态呢？抽空就去？
曹灿：是有节目的时候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李小萌：随叫随到吗？
曹灿：随叫随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不愿意闲待着，因为受保尔柯察金的格言，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被中央台发现了以后，我等于又有了一个施展我的本事的天地，另外你还可以跟小朋友经常接触。我一播以后，很多的小朋友来信，很多小朋友的来信对我也是一种鼓励，我讲的故事，有的小朋友说我原来考试成绩不好，我听了你的故事以后，怎么好好努力学习了，我觉得不错，挺高兴，所以我很乐意做这个事情，实际上等于我们就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李小萌：虽然您前面说过，第一次录的时候要找状态，但是对于话剧演员来讲，讲故事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是相对简单轻松呢？
曹灿：不简单，我觉得还是不简单，因为话剧在舞台上好办，就是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可以这么来演，但是你一到广播间里，前面就是一个话筒，什么人都没有，对着话筒要有很多人坐在你面前听故事这个感觉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人了，你在舞台上可以有观众，也可以有对手，到了播音间，什么都没有了，就全靠你自己的语气里边要讲出来那个感觉。
李小萌：也因为这个给小朋友讲故事，特别多的人知道了您。
曹灿：对，没有小喇叭就没有我，而且我也通过这个交了一些朋友。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写信，完了问我什么问题，我就给他回答，一直通信，我就以为是个男孩子，叫孙钺，他叫曹灿叔叔，有什么问题请教我，我说你怎么了，我给他讲学习上面，到最后她说你说我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说怎么突然出这个问题，那肯定是女孩子，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对男孩子说的话，就这样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其实她比我也小不了多少岁，那时候她管我叫叔叔，现在她管我叫大哥，现在还一直有联系。
除了讲故事，小喇叭还每周开设了一个固定栏目，叫小叮当信箱，这个栏目也让很多人耳熟能详。
1959年12月，“小喇叭”栏目在广播中提出要全国的小听众对栏目提出意见和建议，结果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小喇叭”节目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三万八千多封。小喇叭节目组迎来了最繁忙的一段时期，每天拆信，回复，邮寄礼物成为他们工作之外最大的快乐。
李小萌：贾老师刚才讲，小喇叭鼎盛时期工作人员43个，在鼎盛时期在孩子当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大到什么程度？
贾玉芝：有一次好像60年代初或者是50年代末吧，我们搞过一次征求意见，当然这个征求意见是两个节目同时的，星星火炬和小喇叭，孩子的反应信一麻袋一麻袋的，多得不得了，编辑部的人拆那个信都来不及，然后就发动我们编辑部有的同志的小孩，小学生，把信剪开，剪开以后把那个信拿出来跟信封别在一起，就干这个很简单的劳动，来帮忙，那个信就多到这样的程度，可见这个节目在孩子当中的影响有多大。另外就像曹灿老师讲的那样，跟小听众之间的交流，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60年代初吧，我们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我记着家长姓王，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是从新疆寄来的，他原来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北京长大，他就天天听小喇叭，特别喜欢小喇叭。后来他调到新疆去工作，全家到新疆去了，到了新疆以后，听不见小喇叭，这个孩子就特别着急，就找不着小喇叭了，结果有一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在收音机里听到小喇叭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说小喇叭来了，小喇叭来了，然后他爸爸也很激动，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爸爸的文笔很好，很打动人。当时我们小喇叭组的人都激动得不得了，这个小孩这么喜欢小喇叭，这封信就单单回一封信不行，说要不咱们怎么办，咱们买几本书给他寄去吧，买几本小孩的儿童图书寄给他了，然后就不断地有信来，就跟这个家长通信，孩子自己不会写信，由家长代写。有一次新疆有人到北京来，他爸爸托那个人带来了一包葡萄干，带来一包叫漠河烟，这个漠河烟有点像咱们的旱烟一类的。这就说明小听众跟小喇叭的这种感情，他们反映也特别让我们搞编辑工作的人特别受感动，就觉得也很受鼓舞。比如说著名的作曲家潘振声，潘振声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20多岁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出差，到什么地方去，在招待所里头听到小喇叭，听到小喇叭以后，他就写了一个“宝宝爱唱红旗歌”就寄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看这个歌还不错，就找幼儿园小孩录，录了以后就播了，这个当然对他也是一个鼓励，给没给稿费不知道。最有名的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现在潘振声自己说，他身边那些孩子们管他叫一分钱爷爷。
李小萌：小喇叭那个时候不仅是一个传媒，它自己有很多创造力创造了很多东西。
贾玉芝：绝对，有几个歌都是这么出来的，比如说“我的好妈妈”这个歌，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1978年就恢复广播，恢复广播那时候就强调国家要建设，要搞四个现代化，后来想给小孩进行四个现代化的教育，怎么讲，要想办法，后来就把这个题目出给潘振声同志，跟他联系很多是这样一种联系方式，就打个电话给他，说要一个什么样的歌，有时候很急的歌他就从电话里传过来，连词带曲就唱，我们这边就记。
李小萌：您说这个“我的好妈妈”我好像有印象。
贾玉芝：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您吧，让我亲亲您吧，我的好妈妈。
李小萌：对。这首歌是这么一个背景来的。
小喇叭走过了50年，节目播出的内容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告诉孩子一些做人的道理，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当下似乎渐渐远去。让孩子们开心，似乎成了很多儿童节目的一个追求和目的。如何看待寓教于乐，如何寓教于乐，小喇叭的老编辑的观点如何？新闻会客厅即将播出。
李小萌：有的观点说只让孩子开心，让他把天性发挥出来，可能是相对于寓教于乐这种观念的一种进化或者进步，您怎么看呢？
贾玉芝：我觉得当然孩子有一个欢乐的童年是很好的，我总是能看到一些孩子，或者了解了一些现在的孩子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有些令人担忧的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现在又是独生子女，不像我们那一代，大多数都是多子女，我有的时候就从电视里就能感觉，有些孩子特别懂事，特别能干，这样的孩子多半是家庭非常清贫的孩子，家里很富有的孩子，我看到他们，他们用的东西、玩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级的，那些东西都是不便宜的。可是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他们知道它的价值吗？他知道爱惜它吗？不一定。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来之不易，你应该怎么去爱护它，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要对他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李小萌：您觉得应该有引导，那通过广播的形式，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能不能起到这样引导的作用，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
曹灿：也能起到作用，一样能起到这个作用，经常有很多人，我到外地或者在北京见到很多的以前我的听众，他一见到，曹灿老师，我们是听您的故事长大的，您说我到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到现在我不做坏事，特别简单，特别朴素，就说明我们当年给孩子讲故事说的那些东西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这种开发孩子智力上开心，过好美好的童年，但是也不能够光是这个东西，应该允许这种寓教于乐的东西也要占一定的分量，不能够全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经常听他们编辑部的老师们就讲，现在孩子怎么怎么样，什么独生子女，特别是谈到了现在的孩子们缺乏爱心。那天我听钟晓东讲，有的孩子就在树底下抓虫子，说我杀死你杀死你、杀死你，他说这怎么办？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看到网上或者有时候报纸上经常讲，有些学校里女生就能够对女生采取暴力行为，打耳光，甚至于很下流的动作，对待自己的同学，恶狠狠的，这种东西将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这个孩子如果再不对他们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发展下去确实是很难很难的。
李小萌：您刚才说，听众说是听您的故事长大的，最大的收获是长大了不会做坏事，这毕竟是那个年代长起来的人，那个时候的各种获得信息的渠道也相对少，现在这个时代，能不能还通过广播的形式，听故事的形式，让孩子有好的引导？
贾玉芝：我是那么看的，你是搞电视的，我是搞广播的，我觉得电视有电视的优势，广播有广播的优势，我就想到孩子他就在小喇叭的这个节目，像这个年龄阶段，他是要思维在发展的阶段，你要帮助他发展他的想象力，推动他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广播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就是他看不见这个形象，他凭听，他可以有他的想象。刚才曹老师谈到这个爱的问题，我想来想去，将来这个节目，当然可讲的东西很多，你要贯穿着一个什么？我觉得要贯穿一个爱心，一个孩子，现在很多的孩子只关心自己，他不关心周围的人，包括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最近的人他不关心，他只是以我为中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下一代都是以我为中心这样长大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真是太让人忧虑了，我们老说我们国民素质要提高，怎么提高？要构筑和谐社会，怎么去构筑和谐社会？自己一个个都是自私，都是想着自己，不要说爱祖国，爱人民，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
曹灿：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爱。
贾玉芝：就是，你还爱什么呢？
曹灿：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多想一些办法宣传宣传。
在小喇叭走过的50年里，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近年来，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孩子们可选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小喇叭”也开始仅仅出现在人们对童年的回忆里。
《猫和老鼠》、《天线宝宝》、《智慧树》，从现在的孩子嘴里说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动画片、电视节目，而广播则早已不存于他们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形象生动的画面和缤纷的色彩，远比收音机里虚无缥缈的声音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小喇叭等一批名牌广播节目都面临着新的调整。
李小萌：小喇叭50年，作为一个栏目来讲，其实已经是很长寿的一个栏目了，对于现在它的现状，您是可以非常平静坦然地看待，还是说有担忧，有忧虑？
贾玉芝：我应该说还是有些忧虑的，像后来这样逐渐滑坡，是不是会有一天就支撑不下去了呢？
李小萌：作为广播这个形式，它的优势，像电视不能替代的，其它方式不能替代的，它得发挥出来大家才知道它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
曹灿：现在有些偏远山区有些地方还是电视看起来有困难的，广播还是很起作用的，有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有些贫困山区听广播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
贾玉芝：我真是觉得广播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另外就是节目本身要办好，你要扬长避短，我现在想到一个是讲故事，小孩最爱听讲故事，听不够的，你不办广播，家长肯定给孩子讲故事。另外我觉得音乐节目要加强，音乐是要听的，音乐不是看的，当然电视里，比如现在中央台音乐频道也挺好看的，但是不看也可以，我不看我听，因为我觉得音乐本身真的就是要听音乐，没有人说看音乐的，音乐描写了什么，如果说小喇叭节目，它可以有很形象的东西，不是我们过去也有过音乐故事吗，音乐故事，交响乐演奏的一个作品，这一个故事，故事有人物，有动作，拉小提琴的是个小姑娘，拉大提琴的可能个小熊，或者那个大贝斯可能就是一个大象，有它的主题，挺有意思的。如果小孩还不能理解，你可以给他一些语言上解说，简短的解说给他一些提示，让他听着音乐，真是这样的，狗熊是那样走，大象是那样。
曹灿：我听她讲我都被吸引了。
贾玉芝：真的，我觉得这个音乐节目办好了太好了。我就是觉得现在要恢复到能让它像当年那么辉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办节目的人要了解孩子，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掌握你的听众对象，因为四岁到六岁的孩子毕竟跟大孩子有很多的不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他会感兴趣，你需要给他讲什么样内容的东西，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给他们讲，
李小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唱有儿歌，有孩子唱的歌，可是现在的孩子，我们经常听到他们唱大人的歌曲，为什么小孩都被成人作品抢走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儿歌可唱吗？
贾玉芝：我觉得一个是在创作方面，优秀的儿童歌曲比较少，真是比较少，所以现在不是特别强调新儿歌，要抓这个作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真的是传播的工具也不够。
李小萌：其实小喇叭的影响力在减弱，不仅仅是一个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减弱了，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投入和关注度。 (责任编辑：王玲玲)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