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封贡体系

　　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的标志。而自从有了国家，人类活动便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进行国家间的交往，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当人类历史步入公元16世纪时，环视世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上并存着三大国际关系体系，即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秩序。

　　 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作为一种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历史是最为悠久的，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是最为丰富和深刻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的先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当华夏文明开始和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时，前者已经处在十分发达的水平了。因此，中国的先民自然而然地把华夏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由于相对先进、崇尚礼乐教化的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所独有，那么，华夏的先民自然认为，华夏所在之地，便处于天下的中心；而天下一体，中心之外，便是四夷；相对于四夷来说，处在中心的华夏，便是中国。宋朝的石介在其《中国论》中提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随着优秀华夏文化自内向外的辐射传播，同时参杂着经济和战争的手段，本属于国内统治秩序范畴的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等级关系，被中国的统治者逐步地运用到了处理中国和东亚各周边国家的国家关系的活动中。早期的中原王朝，更多的是追求对周边地区直接的统治。到了唐代，则演变成以藩属的形态，以羁縻的制度对周边民族国家加以管辖。到了明代，被现代学者称为封贡体系的国际秩序方才完备的建立起来。

　　 明朝的建立，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在经过蒙元短暂而狂暴的统治后，明朝的崛起是中国人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自唐代安史之乱后，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的重要转折点。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之外的国家视为“外国”而非简单的“藩属”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明朝得到了明确的承认，成为明朝德化外交的指导思想。有学者提出，这种承认中国之外的夷狄是“外国”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另一方面，在以恢复“华夏道统”为己任的朱元璋看来，蒙元入主中华，不仅有违华夏节制夷狄的“华夏道统”，而且破坏了中国历代王朝“怀柔远人”以期“四方宾服”的政治理想的实现。正是因为外交思想的进步和恢复“华夏道统”的政治诉求，较之于元朝频繁使用武力的扩张政策，明朝的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更加强调建立以和平为基调、以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封贡关系。有明一代，也基本上没有出现不符合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征伐行为。明朝的正统性，除了要得到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认可之外，四夷咸服，万方来朝，也关系到明朝作为华夏之胄的皇权的合法性。公元1368年，刚刚践位登基的朱元璋，便遣使安南和朝鲜，此年，又先后遣使日本、占城、暹罗和爪哇等国，宣布明朝建立并收回元朝的敕封，要求各国来朝以建立明确的封贡关系。在主观上，明朝迫切地建立封贡关系的目的，就是要各个封贡国在接受了中国华夏文化的沐浴之后，自然地倾心归化并尊崇中国为天朝上国，并自觉地接受儒家的纲常伦理，从而最终彻底消除“蛮夷”对中国的威胁。

　　 从前提来说，封贡体系下的国家关系是以和平外交为基础的。这首先体现在朱元璋对蒙元武力扩张政策的拨乱反正上。公元1369年，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以劝诫后世子孙不可随意对外兴兵：“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紧接着，朱元璋便在这份文件后面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这些国家是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国（柬埔寨）、暹罗（古代泰国）、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西洋国、东印度海岸和霍尔木兹）、爪哇国、湓亨国（在马来半岛上）、白花国（具体所指不详）、室利佛逝（三佛齐国）和浡泥国。这些国家，几乎都受到过蒙元军队的侵略，因此，朱元璋的拨乱反正的意图是明显的。

　　 在政治上，封贡体系内国家间的基本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同时也有同盟的性质。在本质上，这种关系虽然仍然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建立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在中国皇帝看来，这种关系是通过向四夷番邦传播高度繁荣的儒家文化实现的。中国对这些国家负有“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道义责任。而万邦来朝的兴隆的政治局面，体现了天朝上国“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问，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的统治威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崇尚儒家礼乐教化并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之外的夷狄之国的统治者，对充当名义上的臣仆和藩属也是甘之如饴，因为通过付出向中央帝国进贡方物的简单代价，就可以获得与天朝互通贸易、学习并吸取儒家先进文化的实惠。

　　 具体说来，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国家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并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为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尽管封贡体系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皇帝对封贡体系内的“外国”的内政一般不加干预，而仅对封贡国之间的秩序进行平衡和仲裁。例如，公元1419年，因为入侵满剌加，暹罗国王便受到了明朝永乐皇帝的申饬。

　　 由于儒家向来重视礼仪制度，封贡体系作为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国家间的等级秩序，必然在礼仪和往来文辞上反映出来。《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记载了一个典型生动的例子。永乐六年（公元1405年），渤泥（今北加里曼丹文莱一带的古国）国王麻那惹加那率领全家来到南京朝觐明成祖朱棣。双方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

　　 首先是渤泥国王向朱棣行一跪三叩首之礼，然后谦恭的致词：“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辄敢造廷”，开场白后，接着说道：“覆我者天，载我者地。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畴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众罔敢暴，实惟天子之赐。是天子功德所加，与天地并。然天仰刚见，地蹐则履，惟天子远而难见，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延，以伸其悃”，大意是“虽然覆盖我的是天，载负我的是地，但是使我有土地和人民，并使强者不敢侵犯我的，则是天子的恩赐。抬头就可以看见天，举步就可以接触到地，只有天子太远了，难得一见。为了表达我一片输诚归化的恳切之心愿，如今我亲率家属与陪臣，不远万里，经历山海之险，亲自前来中华，向天子谢恩”。

　　 朱棣的答词则表现了至尊天子的谦和大度：“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大意是“上天和先帝，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我，让我象对待自己儿子一样养育庶民百姓。上天与先帝，对待万民，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我真担心自己不堪重任，以致辜负了你的一片美言”。

　　 渤泥国王再次叩头后，继续跪答：“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时和岁丰，山川之藏，珍宝流溢，草木之无葩者皆华而实，异禽和鸣，走兽跄舞。国之黄叟咸曰，中国圣人德化渐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实天子之氓，故奋然而来觐也”，大意是“自从天子建元以来，臣的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自然都是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国内的父老都说，这是中国圣人恩德化育的结果。臣的国土虽然遥远，但终究是天子的臣民，所以也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前来瞻仰天颜”。

　　 过后，朱棣谈了对这位渤泥国王的观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稽之载籍，自古逷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服声教，身致帝廷者有之。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浡泥国王一人；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贤者。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朱棣看重的是，这位国王摆脱了蛮夷习俗，举止处处合乎礼教，真是夷狄中超然卓异之人。永乐皇帝赐予了渤泥国王公侯规格的待遇，但是不幸的是，渤泥国王在这次朝觐后两个月就病逝于南京。朱棣为此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赐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

　　 在中国皇帝的眼中，这位来华的夷狄之君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是九州分野以外的所有番邦都应该效法的典范。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连渤泥国这样遥远无名的小邦，都深知中华文物声教之至善至美，那么，这种四方万国奔走臣服的隆兴场面，不正表明了儒家先贤缔造的礼乐教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神化之机吗？不正表明了中华文物声教迄于四海，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威力吗？不正表明了中国皇帝的统治受命于天，行王道于四海的儒家理想吗？

　　 在经济上，封贡体系下的东亚诸国，都从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实惠，其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封贡体系下的进贡，主要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而经济上的封贡贸易往来，才是维系封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封贡贸易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以至封贡各国，只能在封贡体系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另一个是由于前一个原因，封贡贸易是政府间的贸易，在伴随着海禁政策的封贡体系下，民间贸易难以开展。封贡贸易的运作的基本模式是：明朝政府遣使到海外诸国颁赐天朝正朔，邀其入朝进贡，而后明朝政府对封贡国的正贡进行回赐，其附载货物则有官方出价收买或者由贡使自行出售。由于回赐往往多于进贡，竟然造成了一些国家不顾明朝规定贡期的限制，一再越分进贡。

　　 在文化上，封贡体系促进了中国向东亚诸国的文化输出，并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的。东亚文化圈中的文化要素是：汉字、儒学、佛教和中华典章制度（律令制度）。在东亚诸国中，汉字是国家的正式文字，儒学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自中国东渐，朝鲜、日本之国家制度深受中华影响，至今不绝。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封贡体系兼备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意义。封贡制度，是一种以经济、文化交流达成政治目的的特殊体制。政治上，中华正朔得到了东亚诸国的承认，经济上，东亚诸国从富庶的中国那里获取了贸易的实惠。文化上，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下，东亚诸国纷纷从奴隶制国家进入封建制国家的序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是东亚国家交往的一种常态。

　　 这种封贡体系下的常态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840年才开始有所松动，而封贡体系的彻底崩溃，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其间日本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列强面前，中日都先后遭受了欺辱，中日都先后学习西方，自变图强，但是为什么中国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呢?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