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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逝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和上周辞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弗里德曼曾花费大量精力抨击凯恩斯留下来的学说，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们是相互对立的。的确，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别，但两者的共同之处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今天的正统经济政策，是两人学说的综合体。
弗里德曼：政府才需要受约束
凯恩斯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市场已宣告失败；弗里德曼则认定：失败的是美联储(FederalReserve)。凯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样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员的判断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受到严格规范制约的政府才是“安全”的。凯恩斯认为，需要对资本主义加以束缚；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若放开手脚，资本主义将呈现恰当行为。
这些差异不言自明。但双方的相似之处同样明显。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记者、辩论家和自身观点的倡导者。两人都认为，从根本上讲，大萧条是一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危机；他们都撰文支持浮动汇率，支持名义(或法定)货币；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重大斗争中，两人都站在自由的一边。
悲观的英国中上阶层vs乐观的美国新移民
若非英国和美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两个国家，人们或许会用“自由主义者”(liberals)在18和19世纪的意思来称呼他们两人。但凯恩斯虽然从气质上讲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也是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里、中上阶层的悲观一员：他认为，要保留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要放弃19世纪正统理念的许多要素。而弗里德曼作为贫穷的犹太移民之子和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较为乐观：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场，并对政府进行限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弗里德曼试图推翻在他看来凯恩斯及其继承者所犯下的错误：从当前收入进行消费的固定倾向推动总需求这一假设；认为财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这一想法；相信名义需求的变化将导致实际产出的持续变化；对政府运用其判断力抱有信心等。
弗里德曼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中，逐一挑战了上述观点。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他辩称，消费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是取决于永久或长期收入；在与安娜·斯瓦茨(Anna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Monetary History of theUnitedStates，1963年出版)、与大卫·麦斯曼(DavidMeiselman)合作的大量实证研究论文中，弗里德曼试图恢复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和名义需求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1968年，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主席时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unemployment)——又称“不致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ofunemployment)这一概念，以取代用当时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urve)来表示的通胀与产出之间的取舍关系。
弗里德曼的理论令人震惊
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信奉以及对凯恩斯理念的反对是邪恶、误入歧途的，甚至两者兼而有之。我在牛津大学时读到他支持“自然失业率”观点的论点，那时这一概念刚刚提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受到的震动。70年代的大幅通货膨胀——和平时期的空前水平——改变了舆论气候(见图表)。1971年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并转向浮动汇率体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一转变发生在价格飙升之前。
在这个汇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动，而通胀急剧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提供指引。当时人们寄希望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以货币供应为指标。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于1979年至1982年在美国尝试了这种做法。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当政时的英国政府也于1979年至80年代中期，进行了此种尝试。在这两次尝试中，通胀都被摧毁，但货币与名义需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崩溃。凯恩斯理论的确已经死亡。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导地位也同样逝去。
受规则约束的机断决策机制
其后，一种新正统学说从废墟中兴起：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经济政策应瞄准一个名义变量目标，而非实际变量目标；目标应当是通胀这一目的，而非货币这一手段；为了实现目标，各国央行应根据需要自由地调控利率。这就成了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机断决策机制。弗里德曼赞成遵循规则；而凯恩斯赞成机断决策。弗里德曼胜在将货币政策置于首位；而凯恩斯胜在拒绝接受数量理论。
但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讲，两人都获得了胜利。过去20年间，名义货币主导的世界做到了通胀水平适度，并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支撑。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弗里德曼本人今年初曾表示：“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证明了维持物价稳定的可能性。”这是一位伟大的规则倡议者，对一位伟大的机断决策运用者的赞誉。
以通胀为目标的独立的央行和自由浮动的货币，是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终结”呢？我觉得不是。浮动汇率的反复无常，似乎在呼唤另一次货币一体化实验，甚至尝试一种全球化的货币。
科技进步甚至可能使货币变得多余，使其仅限于发挥记账单位的作用。
政策辩论也将继续。欧洲央行(ECB)或许终将说服它的同行，让它们相信货币数据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样，各国央行或许也会认识到，它们忽视资产价格的行为存在风险。甚至可能还会再度出现对扩张型财政政策的需求，正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通缩时期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政府控制着资源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市场经济的未来。两人目前在这方面打成平手。凯恩斯可能会担心，放开资本流动可能产生影响经济稳定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则不得不承认，全面缩减政府角色，并不在议程上。市场的确已经摆脱了20世纪中期的许多桎梏。但政府控制着资源，调控着经济，其程度在一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败。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上世纪那场政策辩论的主角。但我们今天看到，他们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
作者简介：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编辑(associateeditor)和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在2003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评奖中，他荣获“十年杰出成就奖”。沃尔夫先生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然后，他到世界银行任职，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
译者/何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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