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28岁的美国青年梭罗带着一把斧头，在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后来，他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思考融入了作品《瓦尔登湖》中。150年后，中国作家韩少功来到了湖南汨罗乡下，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些经历也进入了新作《山南水北》，讲述他乡居多年的生命感受和自然体验，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反思和对农村风土文化的追问。

　　一直到现在，韩少功还延续着半年在海口，半年在乡下的生活，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穿行并思考着。本月23日，在深圳观澜举行的“自然论坛”上，记者见到了韩少功，这时恰是他回到城市生活的半年，他表情从容而淡定，脸上现着温和的笑意。

　　人物简介：

　　韩少功，1953年生，长沙人。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评论集《面对空洞而神秘的世界》。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他主编的《海南纪实》曾是中国最畅销的刊物，他参与创办并担任社长的文化杂志《天涯》异峰突起，短短几年成为知识分子和都市白领的新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在国内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挑起大旗，被视为寻根小说的代表人物。

　　谈隐居

　　那些种菜、养鸡、做饭的事

　　在湖南汨罗八溪峒家里，韩少功一呆就是7个半年。他就像候鸟，每年4月至10月在汨罗乡下，其余半年时间就回到海口。他所住的乡下是个很农家乐的地方，平日的生活除了写作之外，他就是跟妻子一道做饭、种菜、养鸡，到周围的农民家串门、聊天。不同的是，他的“隐居”依然现代化，电视、电话、网络一样都没有少。

　　晶报：您每年有半年在乡下，半年在城市。这似乎有点怀旧的做法？

　　韩少功：是出于了解新的现实的需要，因为农村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在城里是不知道的。确实，我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乡下，我在海南省文联还有份工作。实际上，我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但比呆在城市时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晶报：为何选择的是屈原曾遭流放的地方？韩少功：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在汨罗当知青，有六年时间，后来又在当地的文化馆工作了四年时间，所以对那里的社会情况、民间风俗包括他们的语言都有了解，还可以讲一口当地话，这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晶报：在乡下生活，当地人跟您有没距离感？他们知道您是个作家吗？

　　韩少功：他们不大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秀才、文人，会做诗、做对联。有些年轻的农民也会来找我，借我的书看看。

　　晶报：您现在已经在那呆了7个半年，有没有计划过“归隐”的时限吗？

　　韩少功：其实这不是归隐，现在到处都是电视网络，隐不了，与陶渊明的时代不同，心境和技术条件都不一样，我在乡下看到的电视节目比你们还多。我想，7个半年应该不算临时，暂时没有改变的想法。

　　谈农村

　　我们需要自疑的果断

　　没有陶潜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在汨罗乡下，韩少功似乎很忙。他帮助村里修出了“一大三小”四条路，他到学校里给学生讲课，帮助把新技术引进乡村。快到端午节了，他决定在这里举办个山歌节，让年轻人把心里的歌唱出来。汨罗江边出现了十几家小造纸厂，污染很厉害。他劝说农民，可他们不以为然。后来鸭子都死光了，很多人得了怪病，农民才开始恐慌，决定要关掉这些厂。他又帮助告状上访。

　　晶报：实际上，汨罗农村已经受到都市化的影响，那么生活在那里，您还会有以前那样的“重新拾回现代文明”的优越感吗？

　　韩少功：都市化对农村实际上是双刃剑，技术普及到乡下，电视、网络到农村，农民与闭塞已经告别了。可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我作为城里来的人总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城市从农村剥夺的东西太多了，用乡村的钱供出学子，可到头来农村却缺乏建设人才。

　　晶报：这样的都市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您认为乡村的农耕文化是不是可以去影响城市？

　　韩少功：是互相影响的，城市是水面，乡村是水底。

　　晶报：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提出“寻根文学”，而如今这个时代似乎更复杂，您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韩少功：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国力增强，群众生活改善。但这个时代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文化心理问题。

　　晶报：您作为个体而言，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韩少功：我曾经感到焦虑和无奈，每个人都有想法和愿望，但是你实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像一盏灯，首先照亮我们周围。行动就是一切，中国从来就有一种知行合一的传统。

　　晶报：您在乡村已经践行着“照亮周围”的观点。那您觉得现在做的事情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韩少功：我们修一条路是在帮助农民脱贫，可这是福是祸很难说，因为砍伐木材、破坏环境也变得方便了。每件事情处在因果网络之中，看起来的好事也会是坏事，这样价值判断就变得很难。也许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判断，有些需要别太计后果，既不要为后果太过担忧，也不要沾沾自喜。是一种自疑的果断。

　　谈作品

　　逃离文学的同性繁殖

　　韩少功的文学作品始终与影视保持着距离。1984年，他的小说《风吹唢呐声》被改编成影视，那次经验让他感觉自己的性格与影视还有距离。“影视是个团队行为，会互相制约，你必须妥协和将就。而我个性比较强，写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帝王，任何一个字就任你调遣，是很霸道的。”当然，他明白这样一定会让书少了很多读者，可他愿意这样去享受做个“文字帝国的暴君”感觉。

　　晶报：在城市里创作，接受了相同的信息，不免会产生“同性繁殖”的结果。你是否觉得自己快要卷进去了，然后赶紧抽身逃离？

　　韩少功：其实在农村的好处是安静，可以屏蔽掉一些我不想接收的信息。同性繁殖是全世界作家的普遍问题。现在各种资源都向大中城市集中，稍微有点成功的作家都集中在大中城市，接收的信息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容易雷同和同质化，对文学来说不是好事情。文学需要多样，需要个人独特的经验。所以，走出这样的围城有时候是必要的。

　　晶报：小说创作正是存在着模式化的问题？

　　韩少功：是的。今年以来，国内国外出现很多关于抄袭的指控，比如郭敬明。有时候他们也是委屈的，我想他们也不会笨到抄袭一个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也许真是雷同，这是不经意的生活方式和信息雷同，就写得雷同了，这都是模式化的生活惹的祸。

　　晶报：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似乎缺乏批判精神，那在您的这篇自然写作作品《山南水北》中，是否还有批判的痕迹？

　　韩少功：没有批判精神的作家，就不是好作家。《山南水北》里，有些看法是我必须告知大家，但这些看法甚至到了“人民公敌”的程度。正如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现代是个美丽神话时，我就偏说现代文明其实有很多危险。

　　晶报：您曾创办过两个纯文学杂志刊物，比如《天涯》，曾经很受读者欢迎，现在好像纯文学的作品或刊物变得小众。这是否是文学遇到的困境？

　　韩少功：任何的大众和小众都是相对而言，哪个小说家敢说跟电视来比一比。这其实是日常的有涨有落，很难说今天就是终点。

　　谈寻根

　　做点拾遗补缺的事情

　　韩少功是个“扛锄头写作的人”，从以前的《马桥词典》到现在的《山南水北》，都是乡村生活，有虚构也有真实。上世纪80年代，他以《文学的根》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运动，寻根也一直在他的作品中延续，他说：“寻根不一定是往后看，而是瞻前顾后的问题，是活生生的现实。”

　　晶报：这七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韩少功：首先我不是单纯为了找素材而去，这太功利了。我觉得一个人扩展一下生活阅历，长见识，在你的圈子之外认识不同类型的人，都是种很愉快的事情，与写作不一定有关系。

　　晶报：从《马桥词典》、《暗示》到现在的《山南水北》，您很喜欢跨文体的写作，那么文体的选择是基于怎样的出发点？

　　韩少功：为了与读者更好的交流，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做判断。像欧式小说有几百年的发展，现在叙事的功能向新闻流失，娱乐功能向娱乐业流失。小时候看小说是最大的娱乐，可现在很多人看小说是比较费力的事情。我写小说是希望真实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有时候不能拘泥于一种文体，把小说与非小说的元素进行链接和组合是必要的。这样的文体实验不单我在做，比如史铁生、张承志等，他们都在尝试。

　　晶报：那么，您的散文与别人有何不同？

　　韩少功：古代的散文一般是表达零碎的感受。我最近几本书都在做体积庞大的尝试。承载带有体系性的思考和感受。就如《山南水北》，二三十万字的散文，但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过了十年再回头看看吧。

　　晶报：您之前的作品比较关注文学实验，包括语言和内容，《山南水北》可否说是您更关注现实呢？

　　韩少功：作者一定要讲究技巧，要让读者能看下去，必须要有些方法，用大吃一惊的方法，或者潜移默化的方法，任何的方法我都是持开放态度。

　　晶报：在《山南水北》中，您还将2004年的农产品收入分门别类的列表。这是为何？

　　韩少功：散文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包括带有小说性质的叙事，还有含有报表的应用文都进入了作品里，当然既然在其中，我一定加入了文学的因素。

　　晶报：你曾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佩索阿《惶然录》，翻译对您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韩少功：翻译不是我的专业，而是我读书的副产品。有时候看到一本小说，被翻译界所遗忘，就忍不住要与读者分享一下。小国家的文化比较独特，是珍惜品种，特别值得重视。但小国家文学的翻译容易被忽略。我们做的是拾遗补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