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

　　环球在线消息：东亚合作论坛25日至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七十余位专家济济一堂，针对东亚地区局势和面临的问题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以下为专家发言。

    主持人王行虎：谢谢胡继平先生。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教授评论。

　　黄大慧：各位专家学者，上午好！我原来也准备向会议提交一篇论文，后来因筹备这次会议，时间特别紧张没有把稿子赶出来，最后只好把自己列为评论人。刚才听了几位报告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下面结合他们的报告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张焕利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就对比了小泉内阁与安倍内阁的亚洲外交，尤其是对后者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我个人认为，他的梳理非常得当，分析的也很中肯。张先生在发言中所持有的观点，我完全赞同。第二位发言的韩国学者吴永达先生，利用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态度立场。他的分析条理清楚，很有深度。还有，来自日本的寺田强先生，则从能源问题入手，探讨了东亚合作的可能性，并提示东亚合作不妨借鉴欧洲的经验，先从能源合作开始。寺田先生的建议很值得重视。沈海涛先生，将东北亚区域的构建和日本外交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强调构建和谐东亚是中日韩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并指出了日本在构建东亚和区域中所面临的障碍与课题。沈先生的分析十分系统深入。最后一位发言的渡边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就是不要把历史问题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或中心。但是，对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我还是有着自己的不同见解的。

　　他在报告中提到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始于92年的天皇访华。我想，关于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还应该再往前看看，我个人认为92年往前10年更准确一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随着1982年教科书问题的发生而真正表面化的，接下来就是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那次参拜对中日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国内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去年春天中国国内出现涉日游行的影响。我觉得当时中国国内的反应比这次还要激烈。那么，针对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当时日本方面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很显然，那时日本国内的反应并不像现在这么强烈。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并加以认真研究。有一点不能不指出，那时候的日本人比现在要自信得多，他们还没有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

　　刚才前面胡继平先生也提到了，中日关系的恶化是95年以后更加明显起来。这里面有一个战后50年的问题，就是战后50年的不战决议表面化了，在中日关系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观察中日关系的视角不要太窄，视野放宽才能看得更准确。分析中日关系起码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第二，双方的国内问题；第三，中日双方的政策互动。这三点中的哪一点被忽视或者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对中日关系问题的分析判断出现偏差或失误。

　　上世纪90年代，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在日本凸现出来，我想跟冷战的结束不无关系。冷战的结束，使中日之间在安全上相互借重抗衡苏联这一需要大大降低或消失了。外部环境的巨变，必然在中日关系上得到反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变化。1993年“55年体制”的崩溃，使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此日本国内的保守化倾向明显加强。也就在此时，大家很熟悉的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化问题。这是不是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的倾向性。小泽的这个“普通国家”化理论迄今在日本政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被日本大多数的政治家或精英们所接受了。所谓“普通国家”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日本要做一个军事大国，就是要摆脱战后。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55年体制的崩溃，自90年代中期起，随着日本社会党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革新政党力量的削弱，在日本政治中出现了所谓的保守化现象，这一点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现象。

　　还有一点也不能不指出，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的后期，日本国内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强烈的声音，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批评和指责中国、韩国，而且对中韩两国的回应反应强烈？我想，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日本政治保守化的问题，包括“普通国家”化问题等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变化之外，是不是还与日本经济方面的问题有联系。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对日本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90年代后期愈发体现出来了。就是在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后期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迟迟不能好转，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对日本人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日本人尤其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官僚们逐步失去了往昔那种自信。这种自信心上的丧失，对日本的影响很大。而且，日本这种境遇恰好与邻国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自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这与日本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样就对日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是日本对自己的前途失去自信或陷入迷茫之中，同时又看到中国快速发展，从而对中国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落差。而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不是又会在对华方面以一种民族主义形式体现出来呢？回答一定是肯定的。日本9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主义与80年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先前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上的具有优越感的民族主义，而9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更主要是随着经济长期萧条呈现的一种失落和彷徨，这种失落感体现在中日关系上，就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偏差。

　　渡边先生前面提到中国方面“打历史牌”，而我个人反倒是觉得，小泉时代日本方面起码小泉首相一直在“打历史牌”。小泉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拿靖国神社问题做文章，不顾中日关系大局，一味在历史问题上跟中国叫板，坚持了5年半时间。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破坏了日中、日韩关系，也破坏了东亚地区的和谐，甚至延缓了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建设。

　　安倍上台后，面对小泉给他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面对国内外要求他改善亚洲外交的呼声，不管是出于个人自身政治利益考虑还是为了国家利益，终归还是踏上了访华、访韩之路。安倍的“破冰之旅”客观上确实给日中、日韩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日中、日韩正在回暖。安倍当政以来，在亚洲外交上的一系列言行，总体说来是非常积极的，应予肯定。但是否就因此断定安倍已由政治上的一只“鹰”变成了“鸽”？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管怎么说，将日本政权更迭后中日韩关系所出现的良好局面保持下去，使短期的改善变成长期的改善，使中日韩关系的友好状态长期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所有希望三国关系健康友好发展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为共建和谐的东亚社会以及东亚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东亚中心所搭建的这个平台能在这方面发挥微薄的作用。谢谢大家！ (成长)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