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报】

　　“银行不签字，工商不注册”

　　武汉113家改制国企，悬空近20亿元金融债务

　　今后改制企业工商注册须经银行把关

　　本报记者 尤义

　　核心提示

　　武汉市13家金融机构联合调查认定，武汉近年改制的113家国有企业金融债务总额为89.4亿元，形成拖欠32亿元，其中已造成损失19.69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向《长江商报》提供的资料显示：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巨额金融债权亏空，已影响了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并恶化了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

　　本月初，武汉市开始执行新规定：企业改制，必须提交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和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出具的确认文件，“银行不签字，工商不注册”。

　　出台该规定，彻底堵死了改制企业利用注册逃废银行债务之路，也在全省开风气之先。

　　此前，有关部门在制订企业改制流程中，没有设债权银行参与、同意、签署意见的关口，个别部门以提供改制信息会影响‘企业稳定’为由，拒绝向银行监管机构和债权银行提供改制企业名单；有的企业甚至打着维护社会安定的旗号逃避银行债务，拒绝银行调查、参与改制工作，造成改制企业脱离银行监督。

　　银行面临企业逃废债，处境非常尴尬。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企业是地方的，银行是中央的，改制企业逃废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损失在银行方面。

　　近几年，武汉地区信贷资金相对宽裕，但仍有不少企业反映贷款难，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市场反应。从数据上看，武汉存、贷款虽双双增长，但差距越来越大，且呈现出信贷资金流向异地逐年加大的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信用环境办负责人王绍海

　　自从企业改制工作开始以来，王红萍就一直很忙。作为武汉中储起重设备制造总厂财务科负责人，她最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办理各种改制手续。“要跑的部门很多，既要到国资部门审批改制方案，还要到工商、税务部门办理一些企业变更登记手续。”

　　10月底，王和同事一起来到武汉市工商局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局工作人员告知，武汉市刚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切实改善金融服务的通知》明确规定：“企业改制时，必须提交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出具的确认文件，凡未提交上述文件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有关登记注册手续、颁发新的营业执照。”

　　王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公司是该文件颁布以来，第一个受到约束的改制企业。

　　随后，王红萍开始找相关开户行办理债权确认手续，由于公司没有银行债务，手续办理很顺利。

　　11月14日，王红萍带着三家相关银行的债权确认证明，来到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工作人员查看了债权证明后，通过查询人民银行总行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确认武汉中储起重设备制造总厂不存在拖欠银行贷款的记录，遂为其办理了“改制企业落实金融债权证明书”。这也是武汉市首家获得“金融债权”证明改制的企业。

　　王红萍在办理手续中遭遇的这种变化，正是武汉市政府针对113家国企在改制中逃废近20亿元金融债务，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这项举措对那些想通过改制来逃废银行金融债务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举措，对保全银行债务具有重大意义。”

　　贷款企业悄然成“空壳”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前往贷款企业，武汉四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调查，发现该企业仅有门卫在守门。门卫称，企业已改制，土地、房产都卖了。工作人员又来到担保企业武汉鼓风机厂，发现该厂也已改制，人去楼空。“很多时候，面对不良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武汉市商业银行资产保全部的杨穗显得很无奈。

　　杨穗所在的武汉市商业银行资产保全部，专门负责维护、清理不良债务，“目前管理的债权超过50亿元。”

　　11月27日，记者来到位于一家破产企业大院内的资产保全部。“这处房产也是清偿债务收回来的，如果当初不是经过多方争取，银行当时差点一无所获。”杨穗告诉记者，对于不良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银行方面主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前不久，我们还就一起企业恶意逃债行为，向武汉市监察局投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尽量挽回国家损失。”

　　杨穗介绍，1998年12月，武汉市四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商业银行原车站路支行借款95万元，期限为六个月，用于流动资金周转，由武汉鼓风机厂作担保。“当时，银行考虑该企业注册资金超过5000万元，而且提供担保的企业也很有实力，所以予以放贷。”

　　贷款到期后，贷款企业却没有及时还款。2000年，武汉市商业银行向江岸区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法院判决四方泵业偿还借款本金以及利息，担保企业武汉鼓风机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判决并没有落到实处。

　　此后，四方泵业经营出现困难，进入改制程序。“该企业改制，并没有及时通知我们，改制方案也没有取得我行同意，我们曾经派人催讨，但对方均以企业困难较大，无力偿还为由推托。”杨穗说，他们从工商部门调查得知，今年3月28日，原四方泵业负责人及部分管理人员出资组建了一家新企业，原四方泵业资产大部分转入新公司。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前往武汉四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调查，发现该企业仅有门卫在守门。门卫称，企业已改制，土地、房产都卖了。工作人员又来到担保企业武汉鼓风机厂，发现该厂也已改制，人去楼空。

　　“这是一起典型的有意对银行封锁企业改制消息、转移有效资产，逃废银行债务的案子。”杨穗说，“公司已成为空壳，但却没有注销，明显是为了规避债务。我们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引起重视，依靠政府解决问题。”

　　银行遭遇“逃废债”近20亿

　　武汉市13家金融机构联合对近三年来参加改制的113家国有企业金融债权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1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务总额89.4亿元，形成拖欠32亿元，其中已造成损失19.69亿元。

　　事实上，四方泵业逃废债务只是冰山一角。此前，武汉市13家金融机构联合对近三年来参加改制的113家国有企业金融债权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1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务总额89.4亿元，形成拖欠32亿元，其中已造成损失19.69亿元。

　　“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巨额金融债权亏空，已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金融机构正常运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目前武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13家银行联合调查显示，改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调查了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权实际悬空3751万元。反映最强烈的是，部分改制企业有意对银行封锁企业改制消息，13家改制企业中，有6家在改制前后未通知银行。

　　交通银行武汉分行调查了3家有贷款的国有改制企业，贷款余额共为1244万元，3家企业均未履行还款义务，偿还率为零。从损失情况看，除一家公司有抵押物外，其余2笔贷款预计损失为100%。

　　武汉市商业银行调查了22家国有改制企业，其中15家有不良金融债务，共拖欠贷款本息1347万元。从拖欠债务的的形式来看：经营正常但履责意愿不强的共计5家519万元；改制后的新企业仅承担资产不承担原企业债务的共计2家17.4万元；出售或转让资产取得收入但不偿还银行债务的共计4家486.48万元；借款企业和担保企业均已停止经营、无力偿还的共计4家822.41万元。

　　光大银行武汉分行调查了2家国有改制企业，其中湖北柴油机厂拖欠该行贷款本金折合人民币2659万元、利息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该厂贷款逾期多年，企业进行改制也未通知债权行，债权行多次向其催收，该厂只是口头答复，却拒不签收催收函。

　　华融资产公司武汉办事处调查改制企业10家，金融债务实际损失金额17.53亿元。该办对武汉染料厂拥有金融债权13522.61万元，目前，企业虽已停产，但企业厂房设备全部租赁收入较为可观，可该厂始终不偿还债务，甚至不认可该办的抵押权。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调查了17家国有改制企业，拖欠金融债务总额1.34亿元，其中武汉电池厂金融债务3560万元，目前该企业仍在经营，但无还款意愿。另外，无法联系致使债权无法落实的有10家，1992.12万元的金融债权处于悬空状态。这些改制企业负责人避而不见，让金融机构根本找不到人。

　　“总体看来，改制企业逃废债表现形式如下：有意对银行封锁企业改制消息，悬空金融债务；经营正常，故意拖欠；分立企业，转移有效资产；租赁(承包)经营，不落实债务；新立企业承接资产，不承担债务；有出售(转让)收入，不偿还银行债务；出售已设定抵押的抵押物，不优先清偿抵押贷款本息等。”信用环境办公室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试图联系相关金融机构采访，得到的答复大多是“此事过于敏感，不宜接受采访”。交行武汉市分行一位人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承认，改制企业逃废债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给银行带来了一定损失。

　　企业改制脱离银行监督

　　据王绍海科长介绍，2003年武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该文件没有提及国企改制如何维护金融债权问题，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钻了空子，有意撇开了金融机构。”

　　武汉市113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为何会造成近20亿金融债权逃废？

　　11月28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王绍海科长。王绍海三年前被调到信用环境办工作，一直负责就改制企业逃废债的情况跟政府部门进行协调。

　　在他看来，除了企业恶意逃废债外，政府指导国有企业改制文件的缺陷、银行和政府对企业改制信息沟通不畅，也是金融机构金融债权丢失的重要原因。

　　据其介绍，2003年武汉市政府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政办[2003]66号)。“该文件没有提及国企改制如何维护金融债权问题，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钻了空子，有意撇开了金融机构。”

　　王绍海称，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文件都强调：企业改制，经营方式调整时，必须经贷款银行、经贸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合审批同意；为维护金融债权，一定要坚持“债随物走”的原则等。武汉市《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第七款规定：企业转让、出售国有资产所得收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要首先用于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或一次性安置费，补交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补发欠发的工资、医疗费等，剩余部分由企业改制前所在的授权营运机构或企业主管单位收取，用于支持企业改制和企业发展，“文中没有提到金融债务”。

　　“与此同时，武汉市有关部门在制订企业改制流程中，也没有设债权银行参与、同意、签署意见的关口，造成这两年国有企业改制脱离银行监督。”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王绍海说，在改制过程中，个别部门以提供企业改制信息会影响“企业稳定”为由，拒绝向银行监管机构和债权银行提供改制企业名单；有的企业甚至打着维护社会安定的旗号逃避银行债务，拒绝银行调查、参与改制工作，逃避债权银行监督。

　　“银行面临企业逃废债，处境非常尴尬。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企业是地方的，银行是中央的，改制企业逃废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损失在银行方面。”王绍海认为，大量“逃废债”的存在，不仅给银行带来一定影响，实际上也影响了金融环境，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武汉地区信贷资金相对宽裕，但仍有不少企业反映贷款难，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市场反应。从数据上看，武汉存、贷款虽双双增长，但差距越来越大，且呈现出信贷资金流向异地逐年加大的趋势。”

　　堵死逃废金融债务漏洞

　　“有了这项制度保障，改制企业利用注册逃废银行债务的路，从此被彻底堵死了。”王绍海说，看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迅速行动，他们更有信心了。

　　“为了切实推动政府完善有关制度，减少金融单位损失，这些年，银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绍海介绍，为了有效遏制因企业改制逃废金融债务的问题再度发生，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今年5月29日，一份题为《武汉国企改制为何撇开银行单干？》的内参，引起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7月14日，武汉市政府下文，明确提出了“在深化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工作中，城镇集体企业必须明确保全金融债权，依法落实金融债务。严格防止企业利用改制逃废金融债务，对未依法保全金融债权、落实金融债务的改制方案不予批准”。

　　9月29日，武汉市政府出台规定，首次明确提出：企业改制时，必须提交企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出具的确认文件；凡未提交上述证明文件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有关登记注册手续和颁发新的营业执照。

　　10月23日，武汉市工商局根据建议，在为改制企业办理分拆、新立、更名时，增设并要求企业提供《改制企业落实金融债务证明书》，严把改制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关，切实做到“银行不签字，工商不注册”，防止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金融债务。

　　本月初，武汉市工商局开始执行这项规定。

　　“有了这项制度保障，改制企业利用注册逃废银行债务的路，从此被彻底堵死了。”王绍海说，看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迅速行动，他们更有信心了。

　　对话

　　“良好的金融生态是武汉经济发展的基础”

　　——访武汉市政府金融信用环境办公室主任付承俊

　　企业改制，必须有银行债权确认证明和改制企业落实金融债权证明书。这一规定，不仅堵住了改制企业利用注册逃废银行债务的路，维护了金融单位的正当权益，还有利于城市金融信用环境建设。围绕这一变化，记者采访了武汉市政府金融信用环境办公室主任付承俊。

　　制度缺陷影响金融债权保全

　　长江商报：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付承俊：这个机构成立于2003年，此前，湖北出现一些外地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金融债权逃废现象，金融环境很差，为控制风险，部分银行甚至开始对地市信贷进行限制。很多金融业务停滞。这种情况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建议加大治理力度，这一要求也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金融生态概念不谋而合。武汉市因此成立了信用环境治理领导小组，市有关领导牵头，成员单位45家，办公室设在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

　　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武汉改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

　　付承俊：我觉得要客观、历史的看待武汉改制企业逃废债务较多这一现实。武汉作为老工业城市，大量老国有企业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形成大量历史旧债，而真正恶意逃废债务的情况毕竟是少数。从政府角度看，企业改制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从银行角度看，政府有些文件确实需进一步完善，影响了金融债权的保全。

　　改善金融环境有利于地方经济

　　长江商报：大量逃废债务的情况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付承俊：大量债务悬空，对银行经营带来一定影响。武汉因此一度被民间认为是“金融高风险区”，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必然对放贷更为慎重，从而影响了资金的流通。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通过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效率和规避金融风险，对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银行只有轻装上阵，企业融资渠道才会畅通，这就是专家提出的“放水养鱼”概念。

　　长江商报：我们该如何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呢？

　　付承俊：我觉得政府要有“金融观念”，企业、社会要诚实守信。

　　新规有利于城市信用建设

　　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此次武汉针对金融债权保全的新规定？

　　付承俊：这是对规避企业逃废债务的一个有效约束机制，至少，作为债权人，银行有了说话的机会。据此，银行可以落实债权。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武汉市信用环境有何变化？政府为推动信用环境建设，做了那些工作？

　　付承俊：近几年以来，武汉市对金融生态越来越重视，也确实认识到信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武汉市政府正在着力培养社会信用氛围，打造“诚信政府、信用武汉”工程，加强和改善企业、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信用环境办积极与司法部门沟通，提高了金融案件的执行能力和力度；推动政府对企业改制从制度上逐步完善；同时还大力开展信用区域建设。来源：长江商报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