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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今天是12月1日，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和去年一样，今年的口号仍然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一个主题连续两年被使用，这是很少见的，这足见“履行承诺”这四个字的重要性。那么，面对这个可怕的“世纪瘟疫”，我们应该履行什么样的承诺呢？
美丽的红丝带，寄托着艾滋病感染者呼唤理解的恳求，也代表了所有庄重的“承诺”。面对已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魔，我们不能再抱“与我无关”的心理了。让我们承诺：普及知识；让我们承诺：告别歧视；让我们承诺：行动起来。
专题策划 李 军
本版漫画 谢正军
图说
慎扣“高危”帽子
今天是艾滋病日，某省媒体称，该省少女已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到处在喊“反歧视”，我看乱扣“高危”帽子就是歧视。将一个省的少女人群整体称作艾滋病高危人群，太草率了。防范艾滋病是应该的，歧视艾滋病易感人群也不对，但为达到教育效果就乱扣“高危人群”这顶帽子则更为不合适。
真正的高危人群应该是下面这三幅漫画所描绘的，从上到下依次为：①在非法采血点卖血者②卖淫嫖娼者③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防范艾滋从普及知识开始。媒体宣传必须慎重！易家言（上海 教师）
“娱乐场所100%安全套”咋看
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疾控人员“教小姐用安全套”，“培训小姐”……引起了很多争议。在艾滋病的威胁之下，对这类争议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想，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澄清。
不能陷入“道德之辩”
潘绥铭先生在《中国性史图鉴》对性文化起源有一番精彩评论：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人们食不果腹、命运多舛，性爱便成为无端人生中最便捷最经济的娱乐方式。
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时候，性工作者与性产业化等概念，重新成为争论焦点。表现在公共传播的媒体上，则是“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之争。在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这被看作是道德的“突破”或者道德的“沦丧”。
突破论者说，性工作者的概念有望将依法打击转变为规范管理，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将原本暗藏地下的性交易从业人员放到阳光之下，疏导、管理，从而控制艾滋病等性疾病的传播，以及性交易可能附带的犯罪诱因。这归结为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如下论断：从所谓妓女的性交易到二奶再到男性完全供养家庭的婚姻模式，性作为一种交易资本广泛存在，应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掌管与调节。
沦丧论者说，由于性交易已经拥有庞大的“行业产值”，在利益驱动与执行惰性的影响下，才搬出性工作者这样的概念，力求让性交易合法化。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是不是也要让毒品交易合法化呢？沦丧论可归结为一句话，卖淫嫖娼就是违法行为，也是不道德行为，没有违法行为是可以凭借道德杜绝、控制的。
另有一种功利论者评说，如果能控制艾滋病传播，承认性工作者也无妨，个人认为，性工作者这个概念不是媒体煽风、大众附和这么简单，因此“承认说”不是一种建设性意见。
如此，似乎道德成为争论的核心。但是，道德不道德，自有天知道，这个天就是终极价值，而在不同的终极价值之间，是不可能同台PK的：一方认为，相比传统道德价值，健康是一个社会更重要的核心；而一方则认为，试图通过改变道德观念从而纵容甚至接纳不法行为，就是道德的倒退与沦丧。
性工作者的存在以及所带来的艾滋病的威胁，无论是在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都是一种现实存在，其中涉及经济、文化、心理因素颇多。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种交易是纯粹的经济学交易，而每一次交易都体现着交易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现在，这个所谓的社会毒瘤已经足够大了，这事实上是反映了我们社会特定阶段的阶层、意识与结构特点。因此我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压力或者法律制裁可以解决的问题。“100%使用安全套”如果陷入道德之辩，实际就是进入了“概念陷阱”。
社会公益组织必须介入
下一个疑问是，是否只要解决了相关管理者的策略对错问题——比如该不该培训小姐，该不该发安全套——就可以控制、降低由此引起的性病艾滋病危机呢？
归结来说，在又一个防艾滋病日来临之时，在灯红酒绿举目可见之日，如果还以为“性工作者该不该存在”是一个观念问题，那就太天真了。防范难真正的原因在深层次的结构——我们的一些管理机构与这个隐形行业间的关系上。其一，无论打击还是疏导，都无法改变二者之间的公私对立关系；其二，由于这个产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不可避免地与某些管理者存在利益纠葛；其三，无论是打击还是疏导，任何一个相关管理部门，都是没有足够的知识、人员与其他资源去全面彻底执行的。
因此，我们必须呼唤其他的更广泛的力量。国外成功经验中，社会公益组织的介入应当是一个可贵的借鉴，它没有公私之间的对抗关系、没有部门利益，而且可以最大程度上地组织志愿人员与社会资源。在这样的公益组织中，我们也可以更自如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进行100％使用安全套的教育，我们也可以进行劝良从善的工作。河伯（北京学者）
声音
“能和我说话的，只有家中这条狗。”
——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仅10岁的一名艾滋遗孤，用成熟得让人心碎的笔触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在父母都因为艾滋病而离世后，所有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歧视，成为艾滋病人、病毒感染者和艾滋遗孤们最大的敌人。
“对艾滋孩子们的关注和关爱必须引起重视了。”
——30多次进入河南“艾滋病村”采访的摄影家卢广呼吁。卢广那一组令人心悸的“河南艾滋病村”的组照，获得了新闻摄影界的最高荣誉——第47届“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
“了解艾滋病，消除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歧视……知识才是最好的疫苗。”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为抗击艾滋病在民间的蔓延，花费了百万元的积蓄。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还在拖着病弱之躯体奔走在一线，呼吁人们破除歧视。
“Ａ：最好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如果没有做到Ａ，那就做到Ｂ，终身只有一个性伴侣；如果无法做到Ｂ，那就做到Ｃ，跟性伙伴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发生关系，一定要戴安全套。”
——首位公开自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的女大学生朱力亚，受害于一次浪漫的异国恋。在与浙大学生对话的时候，她希望大学生做好“恋爱ＡＢＣ”。
“如果有人可以在即将迷失自己的那一刻，能想到我经历的这个悲惨故事，而放弃那些危险的游戏，远离艾滋病这个恶魔，我就满足了。”
——因一次酒后嫖娼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海青年黎家明，以自己的经历写成《最后的宣战》一书，在序言里，他劝说同龄人：远离“高危”！
“无论你戴不戴安全套，只有拒绝高危行为，才能彻底预防艾滋病。请记住，走多夜路要撞鬼！”
——著名民间防艾人士邹静波医生，对很多人认为安全套是绝对安全的而重复高危行为感到痛心疾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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