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快评：教“小姐”戴套的使命宜由民间组织担当

　　治平

　　世界各国防艾干预，通例为民间组织承担，只有极少数国家由政府直接出面，而且效果往往不佳。在绝大多数卖淫已非罪化的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处于我国如此的国情、法律、道德背景下，政府官员高调出场，就难怪要惹来舆情汹汹了。

　　今天是第19个世界艾滋病防治日。前此数日，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广州专门成立了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戏称“高干队”)，他们访出租屋、进歌舞厅、到桑拿房，向人们———尤其是艾滋病高危人群宣传防艾知识，免费发放安全套。为了消除和小姐们的隔阂，他们学黄话、扮嫖客、摸情况，甚至三顾茅庐，请小姐吃饭扩大教育，就差挑上满满一桶水热情地倒进小姐家里的水缸了。

　　看到这样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人们仿佛觉得，当年的好干部又回来了。

　　如此滑稽的景象产生于下述严峻的现实背景：广东艾滋病有关数据增长明显，前10个月，广东新发现596例艾滋病患者，超过已报告总数的2/5，经性接触的感染病例比去年同期上升10%。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群众扩散。对性服务人员的防艾干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尽管有这样严峻的背景，公共卫生部门的此类行动仍然遭到了舆论强烈的质疑：疾控人员通过摸查及直接接触，掌握了大量娱乐场所从事色情业的资料，他们该不该向公安部门举报？如果公安部门要求他们提供“小姐”信息，他们可否为“小姐”保密？如果不能保密，今后推广安全套的工作能否持续？若不能持续，如此高调推出的活动又有何意义？正面价值连遭逼问之后，其负面价值就尤显凸兀：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高干队”看上去更像“妈咪”的帮凶，他们懂“行话”，劝“小姐”用安全套，免去了打胎、治疗性病的麻烦，帮“妈咪”更安全地赚更多钱，不仅让卖淫嫖娼者在心理上找到了在政府部门里的“娘家人”，还客观上助长了该行业的气焰，培育了它的长势。

　　在卖淫嫖娼仍属违法、职业保密相关法规尚未健全的当代中国，由政府主导的防艾干预注定会进退失据，陷入尴尬矛盾的境地。但这个工作又属十万火急，非得有人立即去做不可！出路何在？专家的目光投向了民间组织。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的做法。分析者指出，香港民众对那些选择背离主流社会价值的行为（如卖淫和吸毒等）或生存方式（如同性恋）的边缘群体，也并不都能表现出宽容态度。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政府部门直接介入对边缘群体的保护型的行为干预，不仅容易导致公众的误解，冲击社会伦理规范，而且会将政府卷入文化对抗、价值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协调难题，所付成本很高。香港为此采取的方式是政府制定政策，建立基金会，鼓励企业捐赠，同时由非营利组织开展预防工作。由非营利组织承担工作既合乎伦理，也容易赢得边缘化和易受伤害人群的信任与合作。同时，政府不必直接面对关于性、吸毒、卖淫等负面态度的挑战。

　　资料显示，世界各国防艾干预，通例为民间组织承担。只有极少数国家由政府直接出面，而且效果往往不佳。在绝大多数卖淫已非罪化的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处于我国如此的国情、法律、道德背景下，政府官员或直属相关机构高调出场，就难怪要惹来舆情汹汹了。

　　决策者或许并非没有读懂专家们的远见卓识，但将国外乃至香港经验横移到内地，会遇到另一个瓶颈，那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疏于发展民间社会力量。一旦变生肘腋之间，事起仓促之际，政府在民间寻找不到有力的（或可以信任的）帮手，只好像应付过往所有问题一样，大包大揽，匆忙披挂，扮演自己不适合扮演的角色，结果陷入困境。

　　要摆脱困境，政府应充分鼓励民间社会力量的向善属性，放胆将教“小姐”戴套这个既重大又尴尬的使命委托给他们。其实，只要政府支持，政策引导，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可成为一种凝聚剂，迅速培养出有力的社会团体。这在我们过往的革命斗争或经济建设实践中是早被检验过了的。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