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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海20年，曾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不过他最主要的身份还是酒楼老板，他说：“你们能听我说说心里话，作为一个个体户真的很感动……我们做生意的苦辣酸甜，真的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
文/记者汤新颖 骆建基 图/张滨
创业满是艰辛
“每天跟着餐馆生意走，没日没夜地熬，我差点因此丧命。”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起家一直很顺利。上世纪70年代末，我18岁，从广州38中高中毕业，当时城里的高中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但我由于有一点文艺专长，幸运进入一家大国企的宣传队，每个月40元工资，捧到了一个很不错的“铁饭碗”。我一直很喜欢唱歌，1978年开始，我先在东方宾馆后来在原华侨大厦的歌厅“炒更”唱流行歌，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吧。那时我一天跑三个场就可赚30元，和吕念祖、李华勇等人在广东流行歌曲界很有些名气。后来文化局开始管理歌厅，要单位准许才能兼职唱歌。我索性自己打烂“铁饭碗”，辞掉工作出来唱歌。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承包了一支乐队，受乐队每晚出去宵夜的启发，我看到了商机，萌生了开酒楼做餐饮生意的想法。没想到，就是这个商机，让我一干就是十几年，也累了十几年！
1990年1月，我在仓边路开了第一家餐厅，当时适逢一些大酒店经营不善纷纷关门，从里面跳出来的师傅被我请来，我又舍得投入，夏天一下子花几万元买了两台空调安装在大厅里，当时有空调可是最高档的餐厅，餐厅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
创业的时候，别人是每天工作8小时、休息16个小时，我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甚至更多，休息不到8小时，更别提有休息日了。甚至在睡觉的几个小时里还会绞尽脑汁想生意经。每天跟着餐馆生意走，完全是一个“工作机器”：做完午饭做晚饭，做完晚饭做夜宵，做完夜宵还要查看早茶的点心，每天凌晨5时才回家睡觉，上午11时又要起床了，每天都是这样捱。
没日没夜地熬，我差点因此丧命。那是我第一家餐厅开张不久的一天，凌晨5时下班后我开“小绵羊”摩托车回家，实在是太困了，竟然开着车睡着了！结果在东川路翻了车，整个人摔得头破血流，当即昏厥过去。幸亏被环卫工看到，他马上把我弄上的士送往医院，过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苏醒过来。结果从额头到下巴整整缝了20多针！第二天脸肿得像猪头一样。三天后，伤口还没拆线，我就支撑着回酒楼上班了。实在是放不下啊，当时酒楼刚开张两个月，很担心生意。至今我做了16年的酒楼生意，一直是跟完夜宵场才下班，可能是习惯了，现在不到凌晨6时就睡不着觉。
在做酒楼之前，我还有一次险些丧命。1988年，我还在跟哥哥做电器生意的时候，偶尔去洛阳批发水果来广州卖。有一次只身背了10万元人民币去洛阳，由于是5元一张的，装了整整一挎包。我在当地火车站谈完调度车皮的事情已是晚上，当晚明月高照，我疲惫不已，走在铁轨上，我看着明晃晃的月光，有些恍惚。我注意到身旁的另一条轨道有一辆机车亮着大灯开过来，突然，我眼前的月光消失了，一辆倒开的火车头在我行走的轨道上疾驶过来，我本能地纵身一跳，脊背被火车猛撞整个人弹出了路轨，只感到腿彻骨的疼痛，当时以为腿断了。我挣扎起来，才发现腿撞到了铁轨边的一个界碑。火车司机见状紧急刹车，将我送到医院，后来他对我说：“被火车撞到却没有大碍，我可从来没见过。你真命大！”现在想起来，这些年做生意真是太拼命了。钱是用命博回来的。
生意遭遇考验
“被人家告上法院，搞得一度‘信誉扫地’，心里真不是滋味。”
要不是遇到“非典”，我的生意其实一直做得很顺利。但“非典”时遇到了“双重打击”，差点熬不过去了。
2003年春节期间，“广州出现怪病”的传闻四起，本来预订出去的年初八的很多桌团年饭被纷纷退订，餐厅变得“门可罗雀”。
“非典”期间，我在豪贤路开的酒楼无奈停业了，那是我开的第三家酒楼，实在是很心疼。当时那家店已经开了9年多，设备陈旧。受“非典”的打击食客寥寥，经营困难，要装修又拿不出大笔资金，真的是“一分钱都要掰开来用”。那时候真的是艰难到“厚着脸皮”借1000元都要到处求人，人工、水电费、房租都交不出，没办法只好把酒楼关门了。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我们个体户做生意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贷不到银行贷款，只能是硬撑了！“非典”肆虐的那一段时间，每个月都是大笔的亏空，完全是靠自己东挪西凑、托亲戚朋友才艰难支撑了下来。我做生意十多年来都是诚实守信，但“非典”期间实在捉襟见肘，不仅欠了一屁股债，还拖欠供货商不少钱，被人家告上法院，搞得一度“信誉扫地”，心里真不是滋味。
渴求公平理解
“我一直在努力回报社会，但希望不被误解。”
个体户做生意，最希望的就是公平了。现在广州的营商环境日益规范，整体来说很好，但有些方面仍有待改善。
现在社会舆论偏向指责酒楼设“最低消费”、收“开瓶费”。但从市场角度考虑，客人包间房吃饭要成本，独立空调要成本，帮客人开瓶要专人服务、要洗杯子，这些都要成本。不收我们怎么回本？现在我不收开瓶费了，但是房间仍然有最低消费，否则实在难以维持。再比如说，银行刷卡的手续费对我们商家而言实在有些高，每次刷卡都要向商家收2.5％~3%的手续费，我们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但是不设POS机，消费者又要骂，生意又难做了。
十几年来，我在广州总共开了6家酒楼，到目前还经营着3家。其实广州有很多商机，但由于种种原因，有3家酒楼在合约还没到期的情况下无奈关门了，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无奈只好另起炉灶，耗费了不少精力和资源。
个体户立足社会，最希望能得到理解和尊重。几年前我在豪贤路的饭馆还没有关门，遇到了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如鲠在喉”。有桌客人消费了总共300多元，但在青菜里面发现一条小菜虫，客人坚持不愿埋单，我们先说能不能把这道菜取消了再打7折，让我们收回成本，客人不答应。后来我们又让步说打5折再送一个果盘，客人还是不答应。最后客人说：“不全免就立即登报！”他打了一个电话5分钟后，就有一家报社的记者气势汹汹打电话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我认为你必须全免单！不免单就立即登报！”第二天就真的登了报纸，虽然没提名字说是“豪贤路某酒楼客人吃饭吃出一条菜虫”，但是当时豪贤路只有我这一家酒楼，影响很不好。平时，我养老扶贫、拥军助学，捐助几万元报纸顶多出一行字，但现在犯了一点错就发这么大一篇文章，有时我真希望有人体谅我们的难处。
前几年，我曾经资助过一个因变故而陷入困境的家庭，把这家人的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全包了。不仅包食宿、学费，还包她从外地学校往返广州的费用，每年她过年回家就来我的酒楼吃顿饭，我除了给学费外还包一个大利市给她。三年下来赞助了3万多元。虽然这孩子的亲人连“多谢”都没有说一句，有朋友看不过眼劝我把赞助停了算了，但我仍然坚持赞助，因为我帮助别人，不需要别人来怎么感谢我、报答我。直到“非典”时期，生意差到极点，实在撑不下去，我才停止赞助。这期间，有人说我借资助捞名声，其实，我扶贫救困从不奢望回报。当年，我发现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个体户小孩读书有困难，就主动每年资助几万元给这些困难家庭，一做就是好几年。
有些人觉得我们个体户做生意赚了钱，就应该回报社会，我一直在努力回报社会，但希望不被误解。
竞争越来越大
“最头疼的就是工人越来越难请的问题了。”
现在酒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一方面是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了，不像以前讲排场，动不动就点龙虾、鲍参翅肚，现在的广州人吃得越来越健康，点菜也越来越精准，酒楼的单越来越小了。另一方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酒楼开业，广州现在就有4万家大大小小酒楼餐馆和饮食店，300个餐位以上的就有4000多家，市场蛋糕越分越薄。此外，现在的租金、人工、水电煤气各种费用都在上涨，但是由于竞争太过激烈，酒楼菜价难上涨甚至还要往下压。
最头疼的就是工人越来越难请的问题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工人每月200元，都抢着来做，现在一个月八九百元甚至上千元也找不到工人。一方面，市场竞争太大实在没有能力再往上涨工资了，另一方面因为内地城市现在也发展起来了，一个劳动力不离开家乡每个月也能收入六七百元，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尤其是过年过节，工人总是不够用，我只好到处托朋友帮着找工人，实在找不到只好找钟点工来帮忙。
越难越有挑战
“看到食客‘受落’的样子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生意难做，也要想方设法存活、赚钱。个体户要存活下去没有创新意识不行，必须创新、再创新。要时刻研究、跟上食客不断变化的口味，要琢磨推陈出新开发新菜、要开源节流，要成本核算，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
虽然竞争越来越大，但是广州餐饮市场还是很大的，广州人爱吃、会吃，懂得欣赏。只要肯动脑，还是有发展的。有时候困难越大，人就越会有进步。比如说，广东人最讲究喝汤，好多酒楼都靠汤来揽客，我借鉴洛阳水席的做法，最近就琢磨引进了广州首创的“全汤宴”，所谓的汤不只是汤，而是用各种汤来浸各种食材，高中低档都有，推出市场后有很多回头客。做餐饮，最有意思的时候就是看到食客“受落”的样子，那时候就觉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传统酒楼的生意不好做，我正在积极思考新出路。目前我有一个很好的立足服务酒楼老板的点子正在酝酿策划之中，我很有信心推出市场之后前景会很不错，但现在保密。
唱歌一直是我的理想。现在广州有一家很有实力的录音公司有意为一批广州最早的本土流行歌星出一张怀旧歌碟，也向我发出了邀请。我也跃跃欲试准备参加创作和录音，这张碟想必能再现当年流行乐坛的风貌，能让现在的年轻人也知道我们当初怎样疯狂过。
人物心声
“个体户要存活，要赚钱，只有不停地创新。竞争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最重要就是要用脑。我做个体户一辈子干了两辈子的活。”
“我们个体户做生意，第一希望公平，第二希望社会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个体户做生意起家就是暴发户，该为社会作贡献，却不给我们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个体户起家做生意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一旦遇到‘非典’这样的困难，贷不到银行贷款，只能是硬撑了！这时候，最渴求的就是理解和支持。”
本期人物
邵伟宗
个体工商户，从业20年，酒楼老板，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先后开店6家，目前仍经营着3家。
上世纪70年代，拥有一份中药厂稳定工作的邵伟宗（化名）毅然打破“铁饭碗”，凭着对流行歌曲的热爱在歌厅做起专职歌手，和吕念祖、李华勇等人一起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后来，邵伟宗承包了一支乐队，受乐队整日出去宵夜的启发产生了做餐饮生意的念头，1990年开始在仓边路开了第一家酒楼。
“你们能听我说说心里话，我作为一个个体户真的很感动……”他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做生意的人苦辣酸甜，真的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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