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点老式的故事，却是出自当今的一出戏：赵国英丧夫之后操持家业，儿子却在歌厅舞池中沉沦。当母亲身患绝症时，儿子的人生道路，其实也是家族血脉和家业的承传，就变得尖锐起来。赵国英痛定思痛，将不务正业的儿子逐出家门，切断了他与家的联系，时间是一年。等到儿子在苦难和磨砺中“长大成人”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阖上了双眼。

　　简约明快的舞台布景及其灵巧释义功能，令人赞叹，唱词也常常优美动情得让人落泪，但浙江余姚市姚剧院送到上海参演的姚剧《母亲》的真正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把情感命运的艺术表现，聚集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事业成功与后代教育上，这是一种人生的代价，它的典型意义，不仅仅是在当今的民营企业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是对整个资本积累时期的一种历史记述。

　　看戏能看出点门道，这戏就没有白看，戏也没有白演。儿不教，母之过。作为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赵国英曾经在孩子的教育上失之错谬，但是此时，她仍然具有决断的能力。金钱可能买到文凭和学历，但是无法买到人的素质和能力，虽然自己的生命只有一年限期，但她没有选择与儿子相伴厮守，而是将儿子赶到了社会的大学校。

　　赵国英又是幸运的，因为苦难对于儿子毕竟成了一剂良药，然而苦难却并非绝对就能成为人生的良药。让人欣慰的是，上天终于以儿子的一条经磨砺而光明的甬道，给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以最后的补偿。

　　耐人寻味的，在对旧上海的某种历史认知中，一些内地业者特别是苏、浙地区的一些富家大户人家，曾经是相当排斥的。上海的租界即为“夷场”，俨然是“淫戏遍地，人心败坏”，是一个良家子弟不宜进入的“染缸”。当时，的确也发生了一些富家子弟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堕落沉沦的事情。曾任晚清时期天津海关道的孙竹堂，卸任以后在常熟、上海广为置产，随后令两个儿子到上海经营钱庄、房产和轮船公司。两个儿子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后，很快学会狂嫖滥赌，挥霍无度。手头拮据时，竟骗得乃父印鉴，算计起老子在上海麦加利银行的数万英镑存款。现代的赵国英在儿子已成现代纨绔子弟的时候，将他赶到上海这个再度充斥着商品经济和市场消费的地方，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呢？

　　然而我们看到不肖儿初到上海打工，以他骄奢的习性，自然是处处碰壁，甚至是饱尝欺凌和挫折。“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为什么不能给我一点爱？”此后，民工群体的温暖，又终于给了他新生的环境和勇气。而且今天的上海不同于旧中国的上海，儿子在打工立足以后，又切身进入了现代上海的创业实践和商业伦理。虽然一切都只是开始，人生的艰辛还未有穷期，但是只要有了这个开头，就有了希望。

　　舞台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今天，我们的身边已经出现了不少“先富起来的”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时代的精锐，但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却并非都成功。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家庭富裕起来了，可独生子女教育却成了难题。爱是一门学问，母爱更是高深之学。许多事实说明，在子女教育上，金钱投资与成功成才不成正比；相反，有时“苦难教育”却得到意外收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其中的奥秘各有各的体味。

　　《人民日报》 ( 2006-12-05 第15版 )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