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十几所著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力量，历时六年完成的一套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据悉，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涵盖周秦到当代的文学编年史。该书总主编、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陈文新昨天向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表示，该书最大特点是避免了“五四”前后引进、并在以往数十种国内文学史编写中长期被沿循的西方文学观，客观、立体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

　　这套总计1400万字的文学史主要包括“重要的文化政策”、“对文学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和“争鸣”等六个方面。

　　陈文新认为，“五四”前后引进西方文学概念导致了后来“中国文学史”这个说法。后来的文学史作者在编写过程中越来越依据西方文学的观念来处理中国的文学材料，所以常常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如唐代科举考试中用的“策论”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重要解决方法的一种文体，有点像现在的社论。写策论在古代被认为是文化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素养，古人用的精力比用于诗、词上的更多。新的文学编年史先不将其作概念上的归类，而把这个曾经存在、并且重要的事实在文学史中写出来，克服以往对古人文学生活的片面描述。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和‘戏曲’与西方文学中的这两种类别还比较好对应，但‘文’和‘小说’中西方定义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如西方文学中对小说的要求是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有想象和虚构成分。所以中国古人认为是小说的，按现代文学观来看就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子部小说《世说新语》在当时人的评论中认为它是正宗的小说，现代人则认为它只是不成熟的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现代人也认为它所体现的小说观是落后的。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赋’应该归入‘诗’还是‘文’就比较麻烦，以往的文学史按专题史的写法，往往对其采取回避的态度。在这些方面，新出版的文学史与近几十年来所有中国文学史的写法和定义概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陈文新说。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表示，文学史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每种文学史的写法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晚清以前，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文言传、诗文评、选本、笔记等，有文学史的线索，但不是一个系统；现在写文学史，不可能完全避开西方的观念。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文学编年史》作为文学史写作多元化的产物还是很好的，作为资料来使用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