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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华出版社为了编写《家风》一书，分别找到了我和我的二哥乌可力，让我们回忆和父亲的亲情往事。有意思的是，我和我这位二哥年纪相差差不多20岁，成长的时代也完全不同，二哥是在战争年代，而我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出生和长大的，但是我们对父亲的回忆有那么一点相同的意思，就是在很关键的时期，父亲有些忽略我们的存在。战争期间的乌兰夫
剧作家史航在评论《追我魂魄》的文章中说：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感伤而贴切。我借用这句话，纪念父亲，纪念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乌可力和新华社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乌可力：如果说见到的话，只是一个背影……
记者：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乌可力：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记者：那时候你多大？
乌可力：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他是来检阅学生兵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记者：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乌可力：他知道……
空军英雄刘玉堤：这么多年，一直想问乌老一句话……
在父亲去世12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刘玉堤将军，这次邂逅，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2000年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编辑部希望我们采访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人物，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把目标锁定在王海和刘玉堤两位空军英雄身上。当时王海将军已经有回忆录出版，各报刊纷纷连载，于是，我们最后决定采访刘玉堤将军，并且预留了版面。
朝鲜战争中的空战是非常悲壮的一页。当时新中国的空军刚刚成立，飞行员只有数十小时的飞行经验，可是他们面对的是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有着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美国空军，这可能是世界空战历史上最不对称的空战。但是志愿军空军打得很漂亮，也很悲壮，用美国飞行员后来心有余悸的一句话说，“他们好像要跳出飞机和我们近身格斗似的。”
刘玉堤在朝鲜战场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击伤敌机9架，并且创造过一次击落4架敌机的战绩。他和王海、张积慧、赵宝桐一起，是在我少年时代就留下深刻记忆的英雄。
事情的进展很顺利，我很快就接到回音了：刘玉堤将军接受我的采访。
老将军的家是一处阳光明媚的小院子，刘玉堤将军高大英武，虽然年逾七十，但是眉宇之间依然看出当年的英挺之气。将军同我握手，问我：“你是乌兰夫同志的女儿吗？”
我说“是”，我想可能我的朋友介绍了我的情况。
接着的事情就非常意外了。
刘玉堤将军沉默了一下，说：“我早就希望有这么一天了，今天一定要在家里吃饭。我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了。乌兰夫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
将军叙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件往事。
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各解放区。年轻的刘玉堤奉延安工程学校领导命令，离开延安，去牡丹江参加航空院校的组建。
延安工程学校就是航空学校的前身，已经从部队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准备培养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
刘玉堤等一行人，千辛万苦地走到张家口，想坐张家口机场那惟一的一架教练机飞往东北。没有想到，刚刚赶到机场，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高教机被敌机炸得粉碎。
刘玉堤和他的战友们心急如焚。有的同志搭上了一辆去东北的卡车，可是，人多座位少，刘玉堤没有能搭上这辆车。
这时候，刘玉堤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到牡丹江！
然而，这却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跋涉。为了避免遭遇国民党部队，必须绕道而行，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受到国民党的指令，也在四处截击他们。
刘玉堤选择了开鲁——赤峰——牡丹江这条不引人注意的路线。他没日没夜地沿着这条荒原之路前行，衣服破了，鞋子也没有了，他把衣服扯成布条缠在脚上，后来他生了病，还是坚持着走。到了赤峰的时候，人已经病得不行了，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我父亲。
刘玉堤将军说，他在延安的时候，听过我父亲讲话，他知道我父亲是内蒙古地下党的负责人。
刘玉堤找到了我父亲。那时候他身患重病，没有鞋，衣衫蓝缕，完全像一个叫花子。刘玉堤回忆说，我父亲看见他那双鲜血淋漓的脚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翻阅刘玉堤将军送我的那本书的时候，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心境。隔着50多年的岁月，我似乎看见了父亲与这个年轻人的相见。
我们的军队从诞生那一刻起，一直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敌人作战。组建自己的空军，那中间的过程真可谓悲辛。1938年，中央决定在新疆开办航空学校，培养第一支红色航空队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几十名优秀的学员，经过4年的艰苦学习，终于成为有了数百小时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了！就在他们能够在战场上一试身手的时候，新疆盛世才反革命政变，将这些飞行员全部投入监狱，使他们受尽折磨。
1942年，延安开始筹建自己的航空学校，万事俱备的时候，延安方面得到消息：由于苏德战争的影响，苏联方面已经抽调不出可以充当教官的飞行员了。
1946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准备上马的延安航空学校再次被迫中止，北迁东北。
1946年的那个夏天，父亲看见那个跌跌撞撞向他走来的年轻人，拼了命也要当飞行员的刘玉堤，那一刻他肯定心潮澎湃。
刘玉堤将军说，父亲帮他治了病，并且联系好去东北的商队。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父亲给他一双布鞋，换下了绑在脚上的布条，临行之前，又给了他两块银圆，让他在路上用。
两块银圆他一直没有舍得用，珍藏在贴身的衣袋里。
刘玉堤留下遗憾的是后来的事情。
将军说，解放后，他开会的时候几次见过我的父亲，很想走过去，又想：这么多年了，也许乌兰夫同志早忘了，这样做太莽撞了吧？
就这样犹豫着，看见了几次，都失之交臂。一直到1988年。他是在早晨的新闻里听到我父亲逝世的噩耗，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后悔，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乌老一句话，”刘玉堤将军缓慢地说，然后他看着我，又问了一句：你说，乌兰夫同志他还记得我吗？
将军的眼圈有些红了。虽然是勇士，感情厚重和单纯，却仍然像孩子。
我相信父亲一定会记住那个千里跋涉想当飞行员的年轻人。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志愿军的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刘玉堤。
我对将军说：如果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空军英雄，父亲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
说完了这句话，我不敢看刘玉堤将军的眼睛，因为我自己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46年后的祭奠
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父亲究竟是一个感情粗粝的人，还是一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看见那些父亲背着小孩子在公园里嬉戏，我会驻足不前，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失落。
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住院检查身体。他需要做CT，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坐轮椅，非要自己走着过去。
于是我扶着父亲，他走得吃力，紧紧抓着我的手。这是我一生中惟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携手而行。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几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和全国各地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父亲早出晚归，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转直下，终于有一天，医生对日夜守护我的母亲说：把首长叫回来吧！
母亲听了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她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楞，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3000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大姐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00名孤儿来到内蒙古，其中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时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3000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惟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有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今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0多名孤儿代表在呼和浩特聚齐了。他们是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他们默默地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得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文/云杉责任编辑：wh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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