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档案馆公布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秘信

　　浙江在线12月12日讯(本网特约记者 张学勤)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浙江省档案馆在今天第一次向社会全文公布了该馆珍藏的一封张学良先生70多年前的亲笔信。此信内容并非一般官样文章，由于张学良当时在信中流露了自己的激情，吐露了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在信末很明确地告诉收信人“阅完切要一焚”，但是，这封历史信件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张学良的这封亲笔信当时是写给何柱国将军的，写作时间是在1931年10月9日至12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寇的侵略行径正在不断升级之中。这封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信件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既是研究“九一八事变”也是探索“西安事变”的重要历史资料。

　　当然，要读懂这封历史信件，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1931年初，在中原大战(蒋冯阎大战)中取胜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内已经没有可以同自己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他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建立起一人独裁的政权。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强烈反对，面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便于这年2月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消息传出后，国民党中的广东籍军政要员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各路反蒋人士纷纷前往广州，形成反蒋联盟。不久，一个对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9月初，广州方面下达了出师讨蒋的总动员令，眼看一场大战又将来临。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局势就此出现重大变化，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对峙的宁粤双方终于决定坐下来谈判，双方决定的和谈地点是上海。于是在1931年10月、11月的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日寇在东北步步进逼，大举入侵；一方面是宁粤两地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在上海连续数月的讨价还价，争权夺利。

　　问世于这一特定时期的这封张学良亲笔信披露了如下历史信息：

　　一、当时张学良曾派出特使前往调停。信中那位被张学良称之为“罗总长”的人就是罗文干，早年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8年被聘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顾问。由于罗文干也是广东籍人士，所以，张学良指派罗文干为自己的特使，前往广州和上海，参与调停工作。当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已高度认识到举国团结的重要性，在这封信中，他写下了“现在最重要者，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国贼”等话。派出调停特使，就是着眼于这样的考虑。

　　二、张学良政治倾向。其实，张学良当时所说的“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实质是希望国民党各派都能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张学良当时是把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的指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因此，当他获悉广东方面的谈判底线——“蒋介石下野，另组新政府”时，愤然在信中写下了“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心病狂”的话。但后来张学良的这一指望一直无法实现，蒋介石给予张学良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宁粤对峙平息后，蒋介石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上，并借助军事力量压平了国民党内的各个山头，但是，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准备抵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举动。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才最终决定实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事发当天，张学良在发给宋美龄的电报中吐露了自己的失望：蒋介石“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

　　三、张学良的爱国情怀。这封历史信件表明：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内心深处确立的则是军人报国杀敌的神圣职责。张学良在信中明确告诉手下将领何柱国“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这封历史信件也让后人真切地感受到张学良的爱恨情仇。张学良信中提到的李完用是朝鲜国历史上的大卖国贼，与中国历史上的秦桧、张邦昌是一路的货色。对于卖国贼张学良是咬牙切齿，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后来，张学良获悉自己的堂弟张学成居然也投靠日寇做了卖国贼，就下令部队前去消灭，最后打死了投敌的堂弟张学成。

　　省档案馆首次公布的这封张学良亲笔信为后人了解张学良、研究张学良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另据省档案馆的同志介绍，该馆在公布张学良亲笔信的同时，还将首次公布杨虎城、蔡元培等其他67位现代名人的手迹资料，考虑到必须保护好这些珍贵史料，省档案馆采取的是按原件尺寸影印出版，这项工作将在近期完成。(本文作者系浙江日报主任记者、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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