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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缘起
林少华来到厦门了，这位在村上春树身后站了17年的著名翻译家终于走到厦门读者中间，昨晚，他登上了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应邀为厦大师生作《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演讲。人物名片
林少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研究生导师，青岛市作协副主席。
林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文化比较的研究，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但是广为人知的却是其翻译实践和研究。其学术代表著作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代表译作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32卷村上春树文集，“有林家铺子掌柜”的美誉。此外译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凡46种。其中《唐招提寺之路》获第五届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2001年）；《挪威的森林》获2002年上海优秀图书奖二等奖；《海边的卡夫卡》获2003年上海优秀图书奖二等奖；《寻觅日本美》入选“香港书展2004”50本专家荐书。
文/本报记者 年月 宋智明
图/本报记者 姚凡
讲座开始之前，本报记者对林少华进行了独家专访。
村上春树成全了我，我也成全了村上春树
记者：正如王道乾遇上杜拉斯一样，你与村上春树的相遇，迸发出了优秀译者与优秀作者灵魂碰撞的夺目之光。你们的契合之处在哪儿呢？
林少华：与村上的相遇，是机缘巧合，也是我的幸运。我们的契合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行文风格，我们偏重于抒情，追求语言的简洁与明快，还有文人式的幽默感；二是对事物的感受方式我们比较接近，尽管我们成长背景很不同，当村上在听爵士乐时，我是农民，正在田间劳作，但是对我们对事物的感受，比如对细小的东西、味觉、鸟鸣，是非常相近的。三是我们都生活低调，性格上都倾向于孤独，不大喜欢与人交往，宁愿躲在一边不声不响地鼓捣自己的事。茫茫人海，浩浩宇宙，只能感谢上天的安排。可以说，村上春树成全了我，我也成全了村上春树。
记者：可听说您曾经对村上的作品不屑一顾，为什么？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林少华：是的。1988年，我到日本进修，那时《挪威的森林》正出版，在日本热销，我从小就喜欢古典主义作品，研究生时研究的也是中日古典诗歌比较，所以，那时，在我的感觉里，村上作品属于通俗文学，我确实有点不屑。1989年，我回国后正赶上漓江出版社要出《挪威的森林》，有一位老翻译家向出版社推荐了我，我读了这部作品，立刻被它的惟美情调所吸引，想不妨一试，当时，我正面临生计问题，也想借翻译赚些钱花。没想到，译本出版后，读者很欢迎。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后，所有的村上作品都找我翻译了。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我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翻译他的作品，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快乐，让我深信真正的快乐或幸福是钱买不到的。
记者：译本的好坏与译者的译功密切相关，村上的作品，虽然写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但读者总能感受到一种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这与您的古典文学修养关系密切吗？这种带有个人化的译法您不怕太影响原文吗？
林少华：日文有个缺点，表达啰里啰嗦，但汉语的优点却是装饰性很强，所以，在翻译中，我会适当吸取古汉语中有生命力的词汇和行文范式，以促进语言的工丽、简约和洗练。至于会不会影响原文，我想，没有个人烙印的“纯净水翻译”是没有的，问题就在于分寸的把握，即如何在打有个人烙印的同时尽可能传达原作的风格和韵致。文学翻译这东西，大体说来，三分外语，六分汉语，一分天赋。译笔如水，以其变者而观之，则水质一也；以其不变者而观之，则因地形而异；或飞流直下，或九曲八弯，或平湖万顷，或清渠潺潺。
记者：您虽然花了十几年时间翻译村上的所有小说，但是，您跟村上见面是2003年1月，这第一次握手想必至今还留给您深刻印象吧，当时的感觉如何呢？
林少华：实际上，他让我感觉有些意外，他并不年轻，但因为每天跑步的关系，他的身体确实好，肌肉一块块隆起，手掌甚是粗硕——作品那么“小资”，但他本人形象一点也不“小资”。他很有钱，但生活很节俭。没有童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
记者：读您的《乡关何处》等散文，我被您的故乡情深深打动，当您获知大弟把没住的老屋卖掉时，痛苦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老屋的失去，使我失去了故乡，因而失去了根据，失去了身份。”故乡，对您的人生、写作、翻译影响很大吗？
林少华：是的，影响很大！1952年秋天，我出生于东北平原，我是在半山区里长大的，我们那个村庄只有五户人家，大自然成了我的第一个老师，对大自然的阅读构成了我人生的原生风景：小山沟那杏花、李花、海棠花簇拥下的茅屋，松树、柞树间蜿蜒伸展的荒草径，平原上树影依稀的远方村落，还有老屋那如豆的灯光，那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等我归来……以后，不管我走多远，无论是歌舞升平的广州闹市，还是樱花盛开的东瀛古都，我心中的圣地还是我童年的小山沟。
因为父亲是个喜欢看书的公社干部，他有个不大的信箱，那是我童年掏不够翻不完的聚宝箱，在那小山沟里，我读了《三国演义》、《牛虻》、《红旗飘飘》、《林海雪原》等作品。
我刚读完初一就辍学了，因为“文革”开始了。在那除了“红宝书”几乎无书可读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弃读书，雨天不能出工，我就躺在炕上背《汉语成语小辞典》，我还记得有本《千家诗》，那是我向同学借的，一读就爱不释手，只好骗同学说书弄丢了，其实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正是在故乡，文学开始在潜意识里对我呼唤。
还有，我对故乡的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我上大学就是农民推荐的，我成了吉林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也由此改变了我命运，所以，我对农民充满深情和感激。
记者：大学生活对您以后成为翻译家又有哪些影响呢？
林少华：大学里，我特别感激校图书馆外文借阅部那位老人。那时，我们能读到的日文作品就是小林多喜二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而老人却破例让我进入书库去看书，就在那荒唐、狂躁的喧嚣声中，我得以徜徉在异国文学天地里，比如夏目漱石的作品就是在那时接触到的，几年后我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去图书馆找这位可敬的老人，遗憾的是，他已不知去向。研究生三年，我步步走进日本古典文学世界，我缥缈的文学之梦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载体——翻译。
读者来信让我快乐而感动
记者：您在译著后面往往会留通信地址，这在翻译家中是极少见的，您的做法是出于何种考虑？读者的信，您回吗？
林少华：10年前，我在翻译《挪威的森林》时有过一闪之念：在译著后记中留下自己的地址，正是这一闪之念让我收获了许多快乐和帮助。先说“帮助”，西方流行音乐是我的盲点，而村上作品却经常出现这类绝非只是点缀的音乐术语，对于这些专业名称，我每次都译得苦不堪言。在许多读者来信中，至少有30位读者来信帮我修正了这方面的译误，使我得以在译作再版时修正过来。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部作品要想翻译得好些，在很多情况下要有大家的参与才行。我更实实在在地感到，敷衍读者万万使不得，他们中真的藏龙卧虎！除此之外，我还从中了解到读者的阅读的感想和见解，了解作品的反响，这对我更好地写文章和翻译作品提供可贵的帮助。再来说“快乐”，现代人很少写信了，我常年也见不到一封兄弟姐妹的来信，而我却从素不相识的人那儿得到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不仅快乐，而且十分感动。
每位来信读者的第一封信，我一定回！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每周都要抽出一个下午来回信，如果我不回，我就很内疚，觉得亏欠太多。
记者：您开博客吗？怎么看知识分子开博客？
林少华：开啊！出于以下考虑：知识分子应承担公共责任，不仅要“深挖井”，还要“广开渠”，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知识分子应起到桥梁作用，可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存在集体失语、普遍缺钙的现象，我们现在并不缺专业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借博客这个平台，诉求社会正义，发表了很多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说话的文章。
鸡不算成果，鸡蛋算成果
记者：您已翻译了45部作品，有许多作品读者十分喜爱。您还是位大学教授，您的译著能作为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吗？您如何看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学术评价体系？
林少华：大学里，长期以来，译著不被视为高档次成果，甚至不被承认。不拿国家一分钱创作出来的作品不算成果，而许多拿了国家的项目基金的才算成果。说得痛快点，傅雷译的《高老头》不算成果，研究《高老头》的算成果；曹雪芹的《红楼梦》不算成果，刘心武的《红楼梦解谜》算成果。也就是说，鸡不算成果，鸡蛋算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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