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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过去基金发行规模“井喷”，至少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分析、思考和应对:

　　一是投资者过分乐观的预期，前期巨大的基金收益率所产生的巨大示范效应，激发了大多数人对购买基金获得明年收益美好的甚至幻想般的憧憬，一旦无法如愿，他们必然会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和失望，如果此后形成大规模赎回潮，则大起大落的基金规模未必是基金行业所愿意面对的。

　　二是如同物价传导时滞、货币政策传导时滞一样，基金投资收益信息的传导尤其对一般不接触基金的新投资者来说也存在一个时间的滞后性。比如2004年三四月间，由于2003年股票基金的财富效应，加上当时市场走强，第一次出现了两只百亿基金。而今年春节以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引发普通投资者对市场的追逐也终于在5月后再现2004年百亿基金神话。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大规模单只基金曾经在不短的时间里挣扎在单位面值以下，从而对那些滞后的盲目的基金追捧者造成了阶段性的失望。

　　三是基金的最适度规模。开放式基金的规模效应，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基金当然存在一个“最适度”的资产规模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每单位资产的收益率会达到峰值，而超过或低于最适度规模的区域，每单位资产的收益率都会下降。如何使单个基金规模在投资者利益和基金管理人利益之间获得一个很好的均衡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基金发展要和资本市场发展规模相匹配，我们需要关注市场上符合基金投资标准的上市公司的容量，基金发展需要动态地去顺应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格局。而通过基金的关闭可以使基金经理把资产规模限定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可以有效避免上述的流动性风险、冲击成本与交易风险，规避基金投资风格的蜕化、防止不同类型基金之间的同化。

　　(12月16日上海证券报　作者:刘传葵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