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

　　今天,《跨文化管理》的教授给我一个课题《文化与成功的关系》。我不知道从何答起，就拿我的生活、工作经历和社会成功因素的关系去交差，以印证教授“社会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人有追求和获得成功的平等权利。”这就是我的中国梦的开始和实现。

　　七十年代末，共和国大门打开了，我也出生了。我有幸伴随着改革开放，经历和见证了国家发展和变化。我学的第一首歌是《小蜜蜂》。从此“幸福的生活哪里找，要靠双手去创造”就这样印在我的脑海，融入我的人生，给了我成功的定义和实现的手段。

　　小时候，爷爷告诉我，幸福“平安即福”，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父亲说，幸福即“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勤劳致富，俭朴做人，惜福才多福。老师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小喇叭广播”说，幸福就在机器猫的口袋里。

　　幼儿园时，我家有了一个黑白电视机，虽然神奇，但我只看懂“可口可乐”广告，因为它是我的最爱。妈妈每天起早摸黑到水产公司收购鱼，就是为了看我喝可乐时兴奋的样子。

　　小学了，妈妈常说，“她文革时没能上高中，没文化，只能在水产公司做工。爸爸读过书，所以能当干部”，勉励我好好读书。

　　五年级时，因爸爸工作原因，全家搬到了县城。县城的水泥路比镇里土路宽，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新奇的家具越来越多，爸爸、妈妈检查我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多。县城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我的书包越来越重。长大了，我和同龄人一样上大学，毕业工作。

　　五年的政府服务工作，两年公派出国的经历，使我有幸参与和感受到党和国家建设的飞跃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我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管理科学化的受益者。它给予千万普通人平等的成功机会，提供社会更多的成功模式。

　　1999年，档案部门工作是我第一份工作，恰好“三讲”教育活动在全国开展。我进入了局里的“三讲办”工作。“三讲办”要求，做个有知识、有水平、有立场；有操守的年轻人。领导告诫，做人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清白做人，三省吾身。爸妈鼓励，做对的，不做有掌声的。我坚信，天道酬勤，爱护自己的羽毛，才会能展翅高飞。一年后，我被考评为优秀，成了局里最年轻的预备党员。

　　2000年，我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省财政厅。老领导说，人往高处走是常情，革命同志常分手，以勤奋、敬业共勉。新领导新要求，政治有立场、工作有原则，做、写、说是基本工。

　　后来的“三个代表”要求，执政意识要增强，执政本领要增长。《行政许可法》规定，审批与管理并重，越位与缺位惩戒，依法与适位应做。领导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爸妈说，做人有原则，什么时候都不用怕。我想，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做个勤劳、有水平，有口碑的人。四年期间，我成了单位业务骨干，顺利从科员到主任科员，从预备党员到党员，从称职到优秀。

　　2005年，我成功申请德国科学教育委员会奖学金公派留学。领导鼓励我，要成为一个有国际观、有管理水平，有知识水平的国家干部。爸妈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做个有理想的人。我想，提高知识水平，做最好的自己。

　　2005年4月，我公派德国学习企业管理。教授培训目的是，使我成为一个能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管理者。我想，其实“五有人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能力、有创新）就是应对市场和全球化挑战的最好人才。

　　结论：

　　爷爷“太平犬”式的幸福只能是听天由命，个人主观能动性对命运的影响甚微。“包青天、唐太宗”就是幸福保证。

　　爸爸“电灯电话”式的幸福，成功的标准单一。独一无二的教育体系和就业分配制度，导致了千万人挤独木桥。教育程度、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和工作关系，往往决定了父辈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但通过个人的努力，还是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彼岸。因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成了父辈的口头禅。

　　我们这一代“追随自己的心”式的幸福，成功模式多样化。社会给我们提供多样的教育、培训以及职业自由选择的机会。个人理想坚持与努力付出，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的价值主流。

　　共和国的发展不仅给了千万人平等的成功机会，而且提供了更多的成功模式。我们不仅可以设计自己最好的中国梦，而且可以通过努力拥有自己最美的中国梦。

　　作者：赵江泽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