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最怕“硬译”，学者最怕“硬伤”。面对一些读者的批评，学者易中天聪明地回应：“除非硬伤，我才接招。”这就不能不让人糊涂，既然《品三国》不是学术著作，而只是大众读物，又何必将话题转移、概念偷换到“硬伤”上来？易中天的逻辑，似乎《品三国》奉行着两种评价标准：你指责我方法不对头，我就说不是学术著作；你批评我“无厘头”，我就说有本事拿出知识“硬伤”。

　　知识性的“硬伤”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知”性层面，二是“识”性层面。就历史学而言，前者主要指文献史料性错误，后者则是价值判断误区。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对于史学家而言，最难的不是“才学”，而是“史识”。易中天在引用史料上基本无误，那也不过是治史、讲史的初级阶段，易中天对自己的初级阶段成果显然比较自信。而问题正在这里。历史叙事里，最关键、最要命的恰恰是包括方法论和认识论在内的“价值判断”。就危害程度而言，“史识”上的“软肋”都要远胜于“史实”的“硬伤”。

　　我也看了几次“百家讲坛”，觉得易中天是个好老师，而且绝顶聪明。至于是不是好学者我则不敢妄言。因为据说大师级学者陈寅恪先生是可以把课上得只剩下一个学生的。易中天对诸葛亮的分析很有意思———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如果他们炒股票，我们就不要干了，因为钱都叫他们赚了。大家听了这话都以为幽默，我却觉得是在商言商。他对贾诩的评价很高，认为后者是三国时最聪明的人，比诸葛亮还聪明，这就很吊人胃口。可是最后你发现，易中天所谓的最聪明其实就是“最滑头”，“最骑墙”、“最没有操守”和“活得最久”。他甚至不同意“三顾茅庐”的史实，理由也十分可笑———

　　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隆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啸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儿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隆中干什么呢？

　　用老板之类的话调侃一下古人无可厚非，可是愣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说成是急着“抛卖”的投机分子，这就叫做“洞悉人性”么？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所谓“平民学术”就是按照平民的心态去揣摩伟人和精英，且不管它是否属实———

　　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一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代的眼光一看就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全是托儿。

　　平心而论，易中天的这些说法私下里散布一下倒也无伤大雅，在“百家讲坛”上讲讲也能活跃活跃现场气氛，可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并且搞得“洛阳纸贵”，只能说明易中天和他的粉丝们一拍即合，集体陷入功利主义的虚无狂欢中了，至于对历史本身的探究，完全成了服务当下的自慰活动。有人说，易中天的成功为学者致富树立了一个绝好样板，还有人说，批评易中天的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却觉得事情不这么简单。须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愿意到央视“百家讲坛”露脸的学者，就有死活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学者。一般学者可能会羡慕一夜暴富的同行，但私底下还是更景仰那些以学问为生命的“素心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进一步想，生前“为己”的学者可能沾溉后世，成为真正的“为人”；反之，叫嚷着普度众生的学者骨子里却是“为己”的。一句话，用“平民”心态去解读易中天则可，若解读钱钟书和陈寅恪，只怕要误事。

　　记得易中天在一篇访谈中表示：“我和余秋雨不一样。”而在他暴得大名前的文章中，也喜欢拿余秋雨说事。也许正因为此，易中天信誓旦旦地说：“对方指出的如果是硬伤，就立即改正。”在对待“硬伤”的态度上，余秋雨似乎输了一招。但反观易中天的“乾坤大挪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更要命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