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记者就邱兴华做司法精神鉴定问题采访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得到的回答是：包括院长、各庭庭长在内的高院审判委员会于12月19日开会讨论这一问题（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所以，当读者看到这篇评论的时候，给不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鉴定的问题，或许已经有了定论。但现在，我还只能猜着写。 邱兴华到底有没有精神病，我不敢瞎说，但既然这么多人怀疑（可以怀疑，也应该怀疑，但有些专家连邱兴华的面都没见过，仅仅根据媒体报道的只言片语就断言他有这样那样的精神病，却让我感觉有点玄乎），给他做个鉴定天也塌不下来，就做了吧。否则，“不清不白”地执行了死刑，对邱本人可能不公正，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会被人诟病。． 问题在于：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不像对其他疾病的诊断那样，可以得出明确的数据。精神疾病的诊断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依靠谈话、问问题来判断。不同的医生、医院对同一被鉴定人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都在所难免。所以，即使做了鉴定，无论结论是有病还是没病，都会有人质疑，人们心中的谜团仍然挥之不去。 当然，做鉴定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人们心中的谜团，而是为了实现公正，我们不能因为即使做了也不能消除谜团而否认做鉴定的意义。邱兴华案，或许会对今后的司法鉴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对此，司法机关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首先，精神病鉴定，会不会成为常态？ 在美国，所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做精神鉴定。咱们国家没这项制度，邱兴华案，会不会成为确立这项制度的开始？ 哪个犯了罪的人不想逃脱制裁？而精神病鉴定几乎是他们的最后一棵稻草，所以，像邱兴华一样坚称“我没有精神病”的，恐怕不多。当他们纷纷提出做鉴定的要求时，法院说“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依据该是什么？ 在一些人看来，邱兴华有些举动反常，所以他们怀疑邱有精神病，提出该给他鉴定，可是，不要说犯了罪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好人”，要存心找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有哪些异常之处，恐怕没几个人找不出点“蛛丝马迹”。而且，当“行为异常”成为做不做精神病鉴定的根据时，少不了有人会故意装傻充愣。法官不是精神病专家，哪些人是装的，哪些是真的，别指望他能看明白。让他根据“自由心证”决定让谁做不让谁做，不该做的让做了，问题还不大；该做的不让做，就麻烦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只要申请，都给做一个。如此，精神病鉴定可能成为常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精神病鉴定成为司法常态，面对大量企图利用鉴定逃避制裁的罪犯，我们该如何应对？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因琐事扎死他人的张某利用他所学的精神病知识，装疯卖傻蒙过了鉴定人员，获得了一张“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鉴定证书，被免予刑事追究，但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具有戏剧性的是，他最终不能忍受精神病医院的生活而说出了实情，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5年9月20日《北京晨报》）。 当类似张某的罪犯可能“批量”出现的时候，司法机关如何应对？必须早作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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