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诞生以后，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就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什么是剩余劳动力呢？一般的解释是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时的多出的劳动力。有人据此估计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有2亿、3亿。并且，认为如果剩余劳动力都就业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工业化问题、现代化就迎刃而解了。按照这个道理，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就应该是“剩余劳动力”，并且应该至少是标准的适龄劳动人口。但是，2003-2004年华南师范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的300多名本科大学生在广州的调查发现（参见《城市化之累与痛：广州民工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除了“正规”的企业里有很多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以外，还有很多“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在广州觅食。他们多数是都是中年人、老人、妇女和儿童，年纪最大的逾80岁，年纪最小的7、8岁。这次调查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愿意当农民。否则，那些妇女、老人和孩子为什么放着土地不种，偏要跑到广州当“走鬼”、拾垃圾呢？

　　因此，在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在政府对农业没有补贴，或者很少补贴的背景下，所有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潜在的城市化人口。所谓的“非剩余”基本上就是哪些实在跑不出去，或者说因为特殊原因现在跑不出去的农村人口。由于村里年轻人很少，他们一般被概括为“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和老人。

　　既然没有、或者没有人愿意成为“非剩余劳动力”，何来“剩余劳动力”呢？

　　胡靖建立的非对称核算理论探索、解释了其中的道理。

　　农业根深蒂固的产业缺陷导致了农业的劳动机会稀少和农民的贫困属性。这种特征不会因为耕地规模的扩大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缺陷不仅会导致农民绝对贫困，即饭都吃不饱，还会导致相对贫困，即生活水平永远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为为数不多的手工工业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并且无法为农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机械支持。因此，农业的剩余产品几乎不存在。面对这种苦境，农民无法用脚投票。天下农业一个样，无处可逃，因此只有无奈地呆在土地上，接受绝对贫困的一波又一波的折磨。丰年的时候勉强可以吃点饱饭，饿不死，此时人口就繁衍得很快。灾年时候就只有逃荒要饭，不想跑也得跑。快要饿死的时候要是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跟着造反，杀猪出谷。兵荒马乱又导致人口的迅速下降。在农业社会，历史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轮回。

　　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断释放充足的劳动机会。并且，快速发展的工业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机械支持，因此农业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从此爬出“马尔萨斯陷阱”。饥荒受到遏制。在这种新的生产力背景下，农民通过“跑”来摆脱农业苦境的愿望终于能够实现。就像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样，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往外跑呢？在城镇的企业里，只要肯劳动，一般都能挣够了血汗钱。吃饭不成为问题，而且还有不少的积蓄。因此，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农村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成为一个几乎绝对的趋势。所有的农民，不仅是“剩余劳动力”几乎都在梦想逃离农业苦境，有谁愿意留下来成为“不剩余的劳动力”呢？年轻人要跑，他们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这些年轻人在尝过农业的苦头以后就不会畏惧任何城镇任何艰苦的劳动；中年人也要跑，趁自己还没有老得不能动的时候可以赚点钱养老；老年人也要跑，只要能动弹，即使在城市捡垃圾，也可以比在家乡当农民挣得多。

　　跑出来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城市收入很高。调查结果是妇女和老人捡垃圾的月收入大约在400-500元之间。而是因为农业的收入太低，低到甚至无法维持最低生存的程度。

　　美国、法国等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农业的产业缺陷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实施“国内支持”，家庭农场主在街头抗议、示威失败以后，也会变卖家当到城镇去当“打工仔”。情势和中国一样，也不会有什么“理性的”“非剩余劳动力”会老老实实地留下来中当农夫。当然在这些民主国家，取消农业“国内支持”的可能性根本不会存在。因为这些国家的议员们不会按照“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来投票，而会根据后果和利益来投票。民主战胜了理论，结果是国家获得了稳定的农业安全，农民获得了平均的收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农民皆大欢喜。美国不正是如此吗？小布什上台以后，居然无视WTO的全球自由贸易趋势，“顶风作案”，将本国农民的补贴水平提高了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安抚、挽留那些为美国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农场主们，以免他们都成为“剩余劳动力”，跑到城市去打工，让美国人没有面包、黄油吃。这还得了！

　　所以，美国、法国的农场主并非“非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这个词汇带有强烈的市场意味，不能准确解释农场主的务农行为。农场主能够留下来当农民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内支持”弥补了农业产业缺陷带来的收入损失。

　　美、法的农业政策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胡温新政以后，开始对主产区粮农实行直接补贴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至少粮食产量逐年回升。但是，对农民行为的有多大呢？可以肯定，如果政府的直接补贴政策不能反映“动态机会成本”，逐年增加。如果这种补贴政策不能以法令的形式长期稳定下来，给务农的农民吃“定心丸”。那么，目前务农农民的行为就是暂时的。“跑”是迟早的事情。

　　决定农民的逃逸行为的是农业的产业缺陷，而“非边际生产力”。如果政府的农业政策能够反映这一特征，那么就不会出现摇摆。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