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

　　文\ 金庸 摄影\谢俊 邱磊

　　文明，顾名思义，就是用文字记录日月之下的事物。当然这是广义上的谐指。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想识之一、二，也绝非易事。老话说，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里，我只阐述从民间传说中得来的感悟，算我对文明的一知半解。

　　民族文化的源泉

　　在我看来，民族的远古神话，绝非只是一种梦幻的存在。相反，这是一个既是历史又依然是现实的实体。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性标记，远古神话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在其中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黑格尔曾说：“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具有极为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个民族气质和性格上的深刻差异。希腊神话充满了一种乐天的戏剧化气氛。他们的诸神体系普遍缺乏神性，却极富有近乎人类的鲜明个性。例如他们的上帝宙斯，一点没有中国神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性和不可凌犯的威严。相反，宙斯具有一个凡夫俗子的一切优点和弱点。他爱女人，爱冲动，也爱嫉妒。他常因轻信而受骗。希腊人让他们的爱神，尽情地嘲笑和戏弄这位被剥夺了爱情自由的天王。爱情折磨和困扰上帝——这真是人类对于神灵所能想象的一种最高讽刺！而爱情的权利高于上帝，这一点也正体现了希腊人的一种根本的生活观念。“他们一心一意地追求某种东西，而总是遇着它所探索的那种东西的反面。然而它并不因此产生任何怀疑，也不反过来想想自己，却仍然对自身和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这是一种崇高的喜剧精神。”（黑格尔）

　　若与希腊相比，中国神话的内涵就显得完全不同。中国的天神是远离人间不食烟火的。他们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化身，而且是美德（圣）和全知全能（贤）的化身。中国神话的气氛是沉重和庄严的，以至这种沉重有时甚至是一种沉闷，这种庄严有时简直使人感到压抑。它充满一种内向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的反省思考以及像精卫填海一样的顽强执著。

　　如果说希腊神话像爱琴海那蔚蓝明亮的海面和碧空，那么中国神话就是黄河那浑浊扭曲的水流，或者竟是那黑色的渤海——须知在汉字里，海的本义正是黝黑和渺茫。希腊民族的童年是无拘束而天真的，而华夏民族的童年却是有负担而早熟的。也许因为中华民族祖先所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实在是太艰辛了！他们面临的生存挑战实在是太严峻了，他们不得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远古神话内涵的这种差别，体现了东西方这两个伟大民族在性格上的深刻差别，事实上也决定了后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在神话的深层结构中，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古神话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性的研究。这乃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对一种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

　　轮子上的文明

　　一般来说，神话传说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兴盛起来的，而文明的发展可说是辉煌但坎坷。但是，神话却随同人类的进步，而四处传播，最终附载了文明的大量信息，不断被后人用各种语言保留下来，并从中获取不同的知识。

　　但是文明的衡量却有共同的标准。像中国早期原始时代周口店那种洞穴和简单的泥坯的房子，这还都不是文明的标志，这只能算非常早期的雏形文明。正式的文明要以大规模的城邦庙宇、神像，有了宗教，发明了车轮为准，这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系统的理性思考和改造。其实人类一直到石器时代的后期，把工具精致化；发明斧头，甚至发明弓箭，都还不算一种新文明，但是车轮却是一大发明，因为车轮是一种超自然物的东西，它装在车子上，用来进行远程运输，一下就使得人类的整个运输手段，包括人类的思维进化到了相当的程度。

　　这种文明的起源，现在专家们都公认起源于现今的西亚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这三块地方交界处，历史上叫两河流域，古代叫做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方的文明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农业的起源，不是简单的采集大自然的果实、食物，而是开始进行种植，系统的培养，使得人类能够有了农作物栽培，有了种子、食物。这大约在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一些到中国来的法国考古学家，他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带，而不是出现在文明最辉煌的中原内陆。从河西走廊，一直到黄河上游、中上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仰韶文化。这条线恰好和现在人们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保持一个很接近的分布形状。同时他们又注意到那里彩陶土的花纹和西亚有非常大的近似。因此当时有一个叫勃西克的法国人，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埃及传播到中国来的。

　　但是这种观点，在30年代以后，像郭沫若等都是坚决反对的。可从时间上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在距今一万多年前，而埃及文明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在西亚文明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畜牧业，游牧文化，大规模的畜牧养殖，这东西都比中国早。中国仰韶文明，包括青海和甘肃的那些文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年代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时间上恰好形成一个距离。所以看起来，在中国的早期西部文明里，确实有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子，有它们的传播痕迹。另外，中国还有一个谜，就是中国的青铜文明是突然出现的。所以，有些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远古时期，整个亚洲大陆的这一部分，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而游牧民族由于在这个大草原上活动非常频繁，而且他们当时对时间来说不太计较，可以花10年的时间迁徙到一个地方，也可以花50年，甚至花两三代人的时间。所以可以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文明的交融之路

　　人类今天的科学知识有一个很长的进化过程。大规模应用于改造自然的技术体系，实际上只是在最近的400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可是，在西亚和南亚，出现的这几个大文明中心，特别是中国，却具有那么发达的一套科学知识，以至于对天文星辰周期的非常准确的观测。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完全通过人类的头脑和手去运算，竟有那么发达的东西，人类难以解释它。

　　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是自古以来自成一体的。因此，中国的神话宗教观念，上古的文化形态和西亚、印度完全不一样。所以，郭沫若、闻一多等这些近代考古学家和宗教学家，都不认为中国古代也有近似于西亚或者南亚那样的宗教。而他们能够从考古学的事实中获得的认同则是西亚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融之路。

　　一般来说，能够获得大多数人认同的是西亚文明向东方传播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两条人们早就发现了，一条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也就是丝绸之路，这从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国内陆地区和西亚、埃及的一条陆路通道。另一条道路就是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四川，进入中国，这是第二条通路。当然还有第三条通道，这条通道是北方通道，通过西亚，走中亚，就是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进入西伯利亚，然后通过西伯利亚，又有两条分路，一条分路通过宁夏、内蒙进入到中国的黄河中游地区，也就是陕西。这就是进入中国古代所说的中原，中国文明的中心，心脏区。另一条分路，通过西伯利亚走中国的东北和内蒙交界的地区，然后走山海关或张家口，进入中原。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