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港”为失子父母疗伤

　　国内首个哀伤辅导机构已吸纳180多名成员　明年将设晚间心理咨询热线

　　当星星划过天际的时候，意味着又有一个人离开了人世。昨天上午10点，潘惠哭着与年仅19岁的儿子姚汇劼做最后的道别，“大家不要回头，否则孩子会不安心的”；与此同时， 另一位父亲孙定康也在看着孩子入土。每年冬至，陪伴他们走过痛苦时刻的不光有自己的亲朋，还有“星星港”里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们。

　　据悉，“星星港”是国内首个从事哀伤辅导的非盈利性组织，去年正式成立。“星星港”专职人员费嘉昨天告诉记者，今年，除了福寿园，成员们又来到滨海、松鹤等墓园，为更多失去孩子的家长带去了抚慰。

　　现场

　　“它对我们的帮助相当大”

　　福寿园。温馨园墓地前摆放着一个盛满白菊花的花篮，落款是“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在一个孩子的铜像前，姚先生在为儿子的墓地暖坑，潘女士红着眼默不作声。星星港的核心成员张逸等人走上前握了握她的手，点火、上香。

　　“世界上最倒霉的事居然发生在我们头上了。”潘女士的丈夫姚先生嗫嚅着连说了两遍。当儿子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后，他整整三天没有合眼，白天工作，晚上陪儿子。夫妻俩决定对隐瞒对儿子病情，而已化疗十几次的姚汇劼早已心知肚明，却装作不知道。今年3月11日是奶奶生日，小汇劼的眼睛已半瞎了，他拄着拐杖自个跑去为奶奶买蛋糕，由于体力不支，叫来爸爸同事的女儿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在回忆孩子的往事时，潘惠痛哭流涕地说，“我不能说了，我快不行了。”

　　中年丧子的姚先生说，“这件事，我和亲戚朋友很少说起，这种痛最痛莫过于父亲，他人顶多只能劝慰一下。你想想，他们怎么可能和你感同深受呢？” 不久，经同样失去孩子的老同学老谭介绍，姚先生加入了“星星港”。老谭的孩子去世后，妻子成天往墓地跑，过年也在墓地，平时不愿听到鞭炮声，不想看到别的家庭团聚，不吃不喝卧床了好几年，但在加入星星港后，渐渐地又过上了正常的日子。姚先生说，要不是“星星港”，他们可能到现在都无法自拔。如今，他们也会主动倾听新成员的遭遇。“当别人向我哭诉的时候，我就客观冷静地劝解对方。”

　　临走时，潘女士意关照亲朋好友不要回头，她对着儿子的墓碑哭着嘱咐：“儿子，妈妈走了，你定定心心地呆在这里，要和其他哥哥姐姐搞好关系啊!”

　　当天，另一位落葬的孩子是1983年出生的孙安中，孙是特警，在车祸中丧身。看着落葬工在忙活，父亲孙定康两腮不停地抽搐，抽烟的手抖个不停。当记者表示要采访他时，他顿了顿，答应说，“星星港的人都很不错，大家相互帮助……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以后再说吧。”他转身要走，但又回头强调说，“总之一句话，它对我们的帮助相当大……应该说，极其大。”

　　调查

　　180多名成员是病人也是医生

　　据介绍，“星星港”现有5个核心成员：袁丽燕、柯斌、吴佩芳、张逸和吕慈。张逸是去年清明扫墓时看到孩子墓碑上的插牌的，上面留有“星星港”温馨的话语和联系方式。出于好奇，张逸主动加盟“星星港”，并申请成为核心成员，此后，他便承担了全天候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张逸告诉记者，“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不厌其烦地听别人倾诉，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别人，但没有人会嫌弃你。因为他们正在面对的就是我们昨天经历的。”在走访成员家庭的过程中，张逸发现原来很多人的生活还不如他。有的新成员为了孩子举债看病，结果孩子走了，人财两空；有的卧到车轮下企图自杀，有的把饭锅卖掉，想随孩子而去。张逸向远处一指，“喏，她就是那个卖锅的家长李美玉。”记者看到李美玉正在帮另一位家长扎花。她略带羞涩地承认，女儿煤气中毒突然离开后，她把女儿住的房间卖了，家具送人了，就连自家的饭锅、黄金、衣服都送的送，卖的卖。“吴佩芳等星星港的人第一次到我家时，我觉得很亲切。我从小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好久没有感觉到那样的温馨了。”李美玉告诉记者，她性格内向，失去女儿后更加自闭，连邻居都说不上话。但是第一次与星星港的成员一起去杭州游玩时，尽管彼此还不熟，但一聊就没个底。

　　李美玉口中的吴佩芳也是核心成员之一，前昨两天，她在各个墓区忙里忙外，和张逸等人给星星港成员孩子的墓前送上一个个花篮。很多家长看到他们，都主动上前拥抱、握手，说说贴心话。吴佩芳说，儿子的走很突然，她那时成天喘不过气来，甚至还写了遗书。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星星港”这个组织，便觉得自己有救了。

　　吴佩芳介绍说，“星星港”帮助成员的办法很多，每次有新成员加入就让他们逐步经历宣泄、倾诉、调适、放松等阶段。在聚餐、旅游、家中小聚、上心理课等过程中，会员们渐渐地改变了。“今年夏天，我们开了心理咨询课，对成员进行哀伤辅导，效果非常好。”吴佩芳说，“很多会员在开导别人的同时，也自我提高。他们除了伤感还需要添加新的东西。”

　　“星星港”最早的负责人吕慈给记者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妈妈在女儿刚去世时，参加了“星星港”的一个聚会，看到台上跟她有过相似经历的家长又唱又跳，她的眼神从怀疑变成了仇视，她嘀咕说，简直太离谱了，她称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笑，说完跑出去大哭。但是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我们看到她笑了。

　　入“港”一年的蒋先生说，前不久，一位单身妈妈的孩子落葬，她的至亲都不愿出面，落葬当天，8个“星星港”的成员自发从全市不同的地方赶到她家，为她张罗落葬的事。那天，蒋先生亲自开车送成员们回家。

　　困惑

　　部分家长不愿接受帮助

　　在童稚园内采访时，突然一声尖叫穿透了整个墓园。众人望去，一对老人在哭泣，并歇斯底里地喊着：“囡囡，我来看你了”。一位年轻女子则不停地抹泪，一位年轻男子突然做了个“嘘”的手势，刹那间四周一片肃静，该男子打开了八音盒的开关，盒里传出了天籁之音。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女子告诉记者，那么多年过去了，她始终沉浸在悲痛中。尽管她对“星星港”早有耳闻，但一直不打算参加。“星星港的工作人员曾经在网上留下了联系方式，让我主动与他联系，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无法面对这个群体，我觉得一看见他们，就会想到那些伤心往事，提醒自己我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我不相信他们能帮助我走出阴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星星港”抱有怀疑的家长不在少数。作为国内第一家以哀伤辅导为宗旨的组织，“星星港”几乎没有任何模板可以借鉴，也缺乏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星星港”的成员只是抱着一腔爱心来关心自己的“同类”。

　　对话

　　还想开一个晚间心理咨询热线

　　　记：“星星港”已有180多位会员，你们打算吸纳多少人？

　　　费：我们一般不主动找会员，前几年，我们会在非会员孩子的墓碑前放上插牌，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但很少有家长主动联系我们。其实这种心态很好理解，他们怕触景伤情。上海每年有数千名孩子非正常死亡，能得到帮助的家长的人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记：“星星港”成员会离会吗？

　　　费：很少。我们不希望那些家长永远留在“星星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是真正“痊愈”，能和这个组织之外的人交流了，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但目前的状况是，这些家长在一起特别有共同语言，他们只希望与成员交流。在这个团队里，大家是平等的，拥有归属感，不会觉得自卑，他们听不进其他人的话，认为亲朋好友的劝慰是说“现成话”。

　　　记：你们与国外同类组织的差距大吗？

　　　费：非常大。在国外，一旦有人失去至亲后，就会有社工、心理咨询机构主动上门提供疗伤服务，但在我们这里，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接纳度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对他们指指戳戳，有的家长因此走上绝路。“星星港”成员的心态也很复杂，既不需要别人同情，又希望别人能帮助他。

　　　记：你们会为会员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费：一般而言，家长是通过热线电话联系上我们的，然后我们会安排新成员见面会，对情绪特别不稳定的还要进行家访，继而我们对新成员进行分组，定期通知他参加活动，我们还会组织大型集体活动。

　　　记：现在的基金运作情况怎么样？

　　　费：以前“星星港”只是失子家长自发组织起来的非正式民间组织，今年年初，“星星港”完成了民间组织的注册，成立了“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并向市慈善基金会注入公益基金200万元，设立“星星港”慈善关爱专项基金，但每年我们能动用的只有6万左右的利息。这笔钱用作日常的运营开销远远不够，平时活动没有自己的固定场所。对贫困的成员，现在只能救急不救穷，以精神支持为主。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能给负债的家长一些物资上的救援。

　　　记：“星星港”明年的规划是什么？

　　　费：一直以来，“星星港”的运作都是靠一些热心家长，他们都有工作，忙不过来。我们正在招募拥有心理学和社工背景的总干事，作为担任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希望今后这个组织能打破老的管理模式，走专业化道路。同时，我们也希望与具有专业背景的机构和个人合作，因为光让这些家长去劝慰新成员，可能做不到位。我们正在设想开一个晚间心理咨询热线。因为在夜晚，这些丧子的家长都异常痛苦，有些实在睡不着就起来拖地板、擦窗户。我们现在的热线功能太单一，今后热线可能会设置律所、医院、婚姻咨询、捐助等功能键。

　　专家观点

　　这是民间自发谋求福利的一种方式

　　记者昨天采访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他预测说，今后类似的自救组织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发自共同需要的，拥有共同苦痛经历的组织。他们的需求在商业机构买不到，政府机构也管不了。这类组织成员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以摆脱苦痛。”

　　　于海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在经历痛苦后会寻找同类人。譬如李亚鹏，原来他给观众的印象是比较高傲的，但他的孩子得了兔唇后，他的爱心被激发出来，主动想到关心其他得兔唇的孩子。随着网络的普及，大家能便捷地和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分享经验。我觉得像“星星港”之类的组织能让成员得到团体归属感带来的安慰。就像癌症俱乐部一样，能让会员有活下去的勇气，提升生活品质。这是民间自发谋求福利的一种方式。本报记者 范彦萍

　　上海《青年报》供稿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