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4日电 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2月中旬在北京登场。双方都派出了强大阵容，可谓史无前例。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分析称，此次会议背后，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密切，“建设性合作关系”已经不可逆转。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推进这种关系的重要步骤，而美国在开启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显示出了少有的积极主动精神。美国的表现揭示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经济利益：冷战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力

　　文章说，冷战后，美国将维护“一超独霸”地位确立为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美国要从安全、经济、政治三个领域同时入手，即维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扩展美国的经济、在世界推进民主。这三者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概括成“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这个框架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三大支柱的排序和在具体问题上的侧重点。但不管侧重点是什么，扩展经济都是一大支柱，美国深知，要想维护“一超独霸”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基础。冷战后美国出台的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设专章来讲经济问题，强调要同其他重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关系。

　　文章分析说，扩展经济是冷战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最重要动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列出了十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居首位。尽管1990年代中美关系一波三折，但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在国会讨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允许中国加入WTO问题时，美国两大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布什上台后，一度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态度比较强硬，特别是2001年的撞机事件，使双边关系再次跌进低谷。但是即使在这时，美国仍然称中国是“经济上的伙伴”，表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在中美关系处于困难时期，经济成了维系双边关系的主要纽带。当然，“9·11”后，中美关系又增加了反恐合作这根纽带。

　　深度捆绑：中美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利害攸关方”

　　文章指出，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美国战略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如何应对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保守派提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文明上与美国差异甚大的中国，如果崛起，无论是否以和平方式，都会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美国应及早动手，遏制中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务实派则认为，中国崛起是源于自身的动力，美国阻挡不了，如果美国硬要给中国捣乱，只能是两败俱伤，这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应当同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合作，这样可以使美国利用中国崛起的机遇，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强大。

　　同时，自由派也主张同中国合作，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来影响中国，塑造中国，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的伙伴或朋友，这样，崛起的中国就不但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而且还会成为美国可借重的力量。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份提出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等于是一锤定音，肯定了务实派和自由派的主张。2006年美国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使用了“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这个表述。旨在指导整个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也用了这个词。

　　文章分析称，美国之所以将中国看成是“利害攸关方”，除了在反恐防扩、地区安全等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外，就是在经济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两国经济利益已经深度捆绑，谁也离不开谁，“利害攸关”，欲损俱损，欲容俱容。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互动中每年实质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

　　文章说，美国是靠商业立国的国家，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不会眼看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被竞争对手拿去。美国也是精通战略的国家，它明白眼下它的安全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崛起的中国，虽然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主要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毕竟应对现实的威胁更紧迫，毕竟美国“正处在长期化的反恐战争”中；而且美国也认识到，中国正在变，正在“转型”中，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上的大国。美国的对华战略不应将“潜在的对手”过早地变成现实的敌人，而是应当借重它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合作中塑造它，促使它转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经济合作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影响中国。对华经济合作蕴涵着多重战略考量，难怪会出现“战略经济对话”一词。(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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