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洋文化，抵制有何用

　　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内的一些国人，面对强势的“洋文化”，既少了包容的耐心，也失了PK的勇气，更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要真正有效地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洗脑，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壮大我们本土文化自身，发挥我们文化的优势

　　没有对话能力的文化产品不是好产品，没有文化对话能力的国家，形不成自己的文化影响

　　我们缺乏与洋文化对话的勇气和耐心

　　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及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几天来，对该事件的舆论反应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有人力挺，有人则特别激烈地反对。

　　首先必须要说，对外来文化的渗入保持足够警觉，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但是，对于这种忧虑表达敬意，并不代表同意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因为，“洋节日”泛滥，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侵蚀，也同样意味着我们本土文化的脆弱，对于此，十位博士观念上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既不能真正挽救自身，也难以真正让反对的对象变得“无用武之地”。要真正有效地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洗脑，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壮大我们本土文化自身，发挥我们文化的优势部分与对方PK。

　　更何况，“洋文化”也并非面目可憎、一无是处，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在坚守“文化阵地”的同时，通过积极地交流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补充。因此，试图用“抵制圣诞节”的方式抵抗外来文化，虽然其意也诚，其情也殷，然而却相当笨拙。这也正是这一倡议在某些论者眼里流于滑稽的重要原因。

　　其实，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来自这些哲学、教育学等学科博士们的如此倡议，到底是“文化觉醒”的结果、对本土文化自信的体现？还是面临洋文化汹涌而至、一种不自觉地胆怯和自卑？

　　后者显然更多。以圣诞节声势浩大为符号、为标志的“洋文化”势不可挡，于是，拿圣诞节开刀，在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内的一些国人，面对强势的“洋文化”，既少了包容的耐心，也失了PK的勇气，更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中国文化为何对话能力不足

　　当前，对于洋文化的渗入，中国文化对话能力的衰退，不仅是一种心态的反映，更在某些领域早已经成为现实。先不论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的近邻韩国相比，中国文化产业的效益或文化输出所制造的影响，都还远未能尽如人意。我们卖出了许多电视机，却卖不出什么电视节目；我们出口了许多纸张，却出口不了多少书籍。

　　当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应该说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已经被经济力量所左右，被市场逻辑所主导，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让西方文化占尽天时地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文化感召力受到经济实力影响，可谓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状况。

　　不过，问题也并不全在于此。我们的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的深厚底蕴，按理不至于让某些国人内心虚弱至此：为了“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竟然要抵制一个已经“南橘北枳”的圣诞节。当前国内的许多圣诞节节目，只不过是一些商业策划而已，并未附载多少真正的西方文化。在这一意义上，要抵制的这个靶子更近乎一个假想敌。如此情况下，如临大敌，有如与风车作斗的堂吉诃德，却又能引起较为广泛的共鸣，显然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背景。

　　首先，文化对话勇气的丧失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有关。这一点，十博士的倡议书中也同样谈到：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近乎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感和无力感，是一部分人丧失本土文化自信的主要原因。当中西文化真的对话，我们未必能有多少胜算，这是现实的困境。

　　其次是对外来文化缺少包容性和甄别力，以及那种不辩良莠一味拒斥的极端态度。由于百年前那段历史，当前在国人当中，“受辱者心态”还很流行，有这种心态者往往“恨屋及乌”，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文化全是包藏祸心而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于是往往不加甄别，一概拒之门外了事。

　　正是由于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把握不够、甄别力又不足，也反向地导致一些文化从业者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投机和买办心理，一味想着去迎合他人。当前影视界的一些尴尬最为明显。2006年对中国的电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头，从陈凯歌、冯小刚到张艺谋，几位名导演用前所未有的高成本推出了几部大片（《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号称要跨出国门的巨片非但未能如愿，反而频遭国内“恶搞”，几成笑柄。最新的坏消息是，那部近来国内口碑尚可的《黄金甲》在前几天揭晓的、被称为奥斯卡最重要风向标的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中，被拒之门外，也基本与奥斯卡无缘。这或许意味着电影文化的阐释表达能力，即与外界的文化对话能力，已经全线衰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中国这三名顶级导演尚且如此，中国电影的整体状况可见一斑。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正在于影视工作者一味揣摩着外国口味，而刻意扭曲艺术、扭曲自己原有的理解和坚持，以己之短迎人之长，这样拍出来的“讨好”电影，水平当然不会太高，不能赢得理解和尊重势在必然，甚至稍有不慎还会贻笑四方。

　　中国文化产品的对话能力不足，某些相关者的文化责任心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批评道：“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措辞虽然如此激烈，但从国内的舆论反应看，对这一批评的是共鸣之声远大于反对者的声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对话能力关乎国家软实力

　　当前国际间进行的多方位竞争中，话语权之争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提升对话能力是谋求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没有对话能力的文化产品不是好产品，没有文化对话能力的国家，形不成自己的文化影响。因此，培育文化对话的能力，便是打造国家的软实力。怎样通过文化产品展现我们文化的特质和魅力并影响外面的世界，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软实力构建的“双丰收”，是当前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要有效实现对话能力的提高，笔者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要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区。第一种误区，是功利性太过严重，从而忽略了文化交流本身的特性。其典型表现，就是如同“王婆卖瓜”一般，不讲任何技术含量地一味“自卖自夸”，将文化交流对话搞成了强行的理念灌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求得对方好感。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还有一种，是对对话本身的理解太过片面。譬如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某些人往往有一种极端的观念：对外交流就一定要展现我们的优越和强大。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盛气凌人”式地理念并不成功。这在体育文化的交流方面表现尤甚，如我们某些体育项目，对成绩、对金牌的追求简直达到一种畸形的程度。这样的交流，只会降低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分。

　　其次，要实现对话的良好效果，必须知己知彼，以充分了解对方为前提。而我们现在经常存在的问题是：对外界的信息经常是选择性接收，予以单维度理解。其实，所谓对话的过程，既是表达，也是接收，其解释和理解都应该是开放性的。而在开放性方面，我们某些人对分寸的把握尚有所欠缺。

　　总之，要使文化的对话尽可能成功地进行，推动国家软实力提升，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骄自得，而应持以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理性心态，该包容时则包容，该PK时则PK，以一种友好而自信的姿态将对话不断进行下去。

　　（作者是河北省公务员。）

　　《环球时报》 ( 2006-12-26 第11版 )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