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案发,12月28日伏法
一声枪响 多少反思(图)
身高1.65米、从不干农活的他，平时“和别人吵架只要人家比画着要动手，就灰溜溜地赶快走掉”。然而就是这个人，一夜之间制造了极端残忍的杀戮：10条人命，并在逃亡途中再杀1人。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邱兴华突然闯入公众视野，并且以这么一个杀人恶魔的形象。
从7月16日案发到伏法的166天里，邱兴华案以其极端“标本意义”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砰”———一声枪响，安康汉江边，身负11条人命的邱兴华被执行死刑，离其48岁生日（1月1日）差4天，邱兴华47岁的一生走到了尽头。然而，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思考。
“邱兴华案”影响之大、争论之烈，是近年来罕见的，其间引发的学界、媒体、法院、舆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使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被贴上某种“标本意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一个注定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见仁见智比起鸦雀无声，显然是一种进步。
在邱兴华魂飞魄散的时候，我们无意再置身于某些纷扰之中，不妨在整个事件告一段落之时，把眼光转向那些冤死的亡灵———他们平凡普通得和你我一样，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一夜之间就无辜地阴阳两隔，而随着一声枪响，他们的亡魂、他们的亲人或许稍感宽慰！
不妨把眼光转向所有关心这个案件的公众，不论是咒骂的还是唏嘘的甚至忧心的，相信关注本身就意味着“邱兴华案”的某个环节引发了阵阵共鸣，这共鸣其实就是关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存状态！
不妨把眼光转向为邱兴华辩护的律师，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辩护需要一种勇气。在律师的眼里，辩护是法律赋予每个人通向公平的程序公器，律师只是这个公器的执行者，无论他的对象是守法公民还是恶贯满盈者，所以他们为公平而辩并非为罪恶而辩，基于此，我们表示理解！
不妨把眼光转向那些呼吁为邱兴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学者专家。对知识分子来说，“为真理和公正仗义执言”是最高境界，或许他们的观点偏颇，或许他们的呼吁悖于常理，但专业素养和公共勇气是这个社会所必需的，基于此，我们表示敬意！
不妨把眼光转向那些审理“邱兴华案”的法官们，也许舆论沸反盈天给了他们无尽的压力，也许他们拒绝做司法鉴定给一些人留下批评的口实，但“法官永远为法律负责”是法官的神圣职责，法官遵照法律程序，用合法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体现了他们的一种专业精神，这种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不为外界干扰的独立姿态，更值得我们赞赏和致敬！
在“邱兴华案”尘埃落定但争议依然持续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似乎被遗忘了，但却不该绕过：没有人天生就是魔鬼，可是那样一个曾经和任何一个普通人无异的人，为什么就蜕变成一个骇人听闻的魔鬼，以致人之将亡竟然还能坦然表示“不后悔”？
扫描邱兴华的人生轨迹，他也几乎过着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的日子，几乎每一个芸芸众生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上学（邱初中因家贫辍学），谈恋爱，娶妻生子，挣钱给娃交学费，耍点小聪明，使点倔脾气。可是他似乎又不满足于现状，不停地折腾。可是面对几乎一个接一个的挫折和失败，自视颇高的他，无法解释自己这样一个聪明人日子为何过不到人前去，心理开始逐渐失去平衡，他也想过办法甚至去包工程，直至最后竟然相信一个算命老人的话去移挪祖碑来改变命运，并因此与人冲突触动杀机。
邱兴华在临死前竟然认为“自己成了名人”，甚至还坦然地认为“不后悔”，自以为所做的没有“离经叛道”（扭曲了的“经”和“道”），似乎难以理解。实际上，魔鬼的生成首先是自身的那套“价值观”完全背离常态而自身却不知。从普通人到魔鬼，必然穿过一个漫长的特殊走廊，什么构成了这个走廊？怎样拆解这个走廊？尤其是魔鬼在蜕变之前，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无二，也就是说，当我们无法破解魔鬼蜕变的密码时，也许还有普通人随时游弋在滑向魔鬼的边缘。对这些问题的深思和解答比看邱兴华伏法大快人心似乎更有价值。
声音
■公平是医治社会心理失衡的最佳良药
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什么怨恨使得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变得如此狠毒？
综合媒体的报道，笔者简单分析了一下47岁的邱兴华的人生轨迹：初中毕业，生长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被当地人公认“有小聪明”，柴油机修得好，还学会了雕刻印章。应该说，像邱兴华这样年纪的人，有初中文化，又会几样手艺，在农村绝对是个“人才”，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是，1999年，他的人生却发生了转折，为了逃避3000元的计划生育罚款，他举家搬迁。在后来7年时间里，他们换了5个居住地，越搬越远，从此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盲流”。
和城市盲流一样，“农村盲流”普遍也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生存压力大，也容易受到人们的歧视。所以他们的心理容易变得敏感和脆弱，容易对社会产生一种怨恨感，总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公。
对邱兴华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应从中反思些什么？我们在制度安排时是不是也应考虑到这些被漠视群体。毕竟，公平是医治社会心理失衡的最佳良药。评论人 何世春
■每一个生命的轨迹
构成我们共同的命运
邱兴华案的极度血腥、极度暴虐，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成为人们无法理解、无法把握的极端案例。
然而，邱兴华毕竟是这个社会曾真实存在的个体，这个杀人掏心的凶徒，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子女学费的父亲，一个在生活中左冲右突不得要领的中年男人，甚至还是一个讨要花皮小狗的护生之人，一个小聪明与大缺点同样显眼的乡民。我们一切寻求逻辑方便而刻板归类的推理，都不及生活的细节繁复、社会的复杂琐碎来得更有说服力。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以最大努力还原生命本身的复杂性，从而为社会累积生命之善，比之以简单地事后追惩去指认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更有意义。
面对人性之恶所生发的血腥暴力，生命吊诡所编织的悲情错愕，人们或许陷于无助无常的生命感受，失去深层追问的能力。然而，我们不应就此放弃。社会容人类于一起，每一个生命的轨迹都构成我们共同的命运。我们因此坚信，所有无法追问之问所汇集的，正是我们苦心营建的社会价值所在。《南方都市报》
■为何没人关注被害人利益
对于“邱兴华案”，人们关注的主要是，邱兴华是否患有精神病的问题，而那一个个被残忍杀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少有人提起。
邱兴华根本没有任何的赔偿能力，被害人及其家属将无法获得任何赔偿，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非正义。笔者认为，对于杀人等暴力性犯罪，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赔偿能力，国家就有责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给予适当的补偿。但仅靠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来抚慰被害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社会救助制度，使其成为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庭的一条重要途径。法学专家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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