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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 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影响了公众的心态。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也部分反映了公众的特殊心态。
11个家庭遭遇的幸与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补贴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父亲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7月18日，汉阴县公安局民警开始在邱兴华家中守护。从这天起，邱兴华家人窘迫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出于办案的需要，民警们从城里或者集市上买来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一部分送给邱兴华家人，另一部分则与邱兴华家人同吃。时任安康市公安局局长秦康健第一次到邱兴华家中时，还专门带了两袋米面和其他生活用品。
8月22日，邱兴华归案后第四天，接连有读者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询问邱兴华家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表示有意捐款资助。因记者不便参与钱物往来，建议读者与公安机关联系。
受捐助后 邱家人用上了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干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邱祖满对记者说。
邱祖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7月15日，邱兴华杀人案案发时，邱祖满刚从安康市公安局调任汉阴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时间仅一个多月。当时，县人大常委会甚至还没开会表决对他的任命。邱兴华杀人案对邱祖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振奋的是，此案最终成功告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文化，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广东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令邱祖满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呼吁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引发舆论激烈争议。他认为这也是此案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邱家人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副教授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本报记者 陈春平 王培民 文/图 (责任编辑：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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