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被朱大可的“流氓”所吓倒。在朱大可的阐释框架中，“流氓”一词首先被还原为一个中性词，使“流氓”这个长期隐匿在认知暗处的、被各种话语肢解的文化景观显形为当下亟待厘清的学术议题。这样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在朱大可的理论框架中，“流氓”具有宽阔的广义性，它泛指那些丧失土地、家园和灵魂的人，即身份丧失者，朱大可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在朱大可早年那篇著名文论《流氓的精神分析》中，朱大可描绘了古代中国三代流氓谱系，它包括丧地者流氓神明大禹、丧国者流氓英雄孔子、墨子、荆轲、李白、杜甫，和丧本者流氓隐士或游戏者竹林七贤、唐寅等人。越过艰难的诗意般的迷思，朱大可最终为我们描绘出一副“流氓”的美学肖像：流氓是国家的江湖镜像。这无疑是对中国流氓精神历史性的深度求解。历经十多年的反复书写，这篇文论集于今发展成《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漫长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它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当代中国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显然，当身处这个话语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

　　《流氓的盛宴》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