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缉／通报”的法律规制

“网络通缉”是2006年我国社会的新新潮流，在不经意间呈现蔓延乃至泛滥之势。3月，一段虐猫视频引起了公愤，愤怒的网民随后刊发追讨虐猫人及幕后指使者的“宇宙Ａ级通缉令”；4月，一名男子发帖声称妻子跟网友“铜须”发生了一夜情而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们通过各种途径追查“铜须”的身份，并将其隐私公之于众；6月，网友“牙疼妹妹”误将“章甫”的资料张贴到追查论坛上，引起了索赔精神抚慰金80万元的诉讼……此外，北京网友发出“魔杰1号网络通缉令”以追查违章开车的“牛司机”，上海网友发表《网络追逐流氓老外大行动》的博文，南京网友“意悠然”为寻找薄情男而发帖《忍辱生下孩子，奢望宝宝能见父亲一面！》等，无一不激起网上的喧嚣或喊打声一片。

这些举措旨在发动网民寻找某人，颇类似于公安机关动员群众缉拿在逃犯，因而被冠之以“网络通缉”这么一个招眼的称谓。实际上，这两者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网络通缉”不是由法定侦查机关制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更谈不上可直接适用的诉讼法规范。此外，它并不限于“缉拿”所谓的不法行为人，有时也带有案情通报（主要是协查通报、失踪者通报、失窃物品通报与犯罪手段通报等）走上网络的意味。如果要比照取一个好记的名字，不妨称之为“网络通报”。

岁末年关，笔者就无意中被动地体验了一把“网络通报”：一个取名“建行的草莓”的网友在海南三亚旅游时拾到一部数码相机，将相机中部分照片发送到据新华网论坛上，发动网友寻找失主。短短几天内，南北网友纷纷跟帖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线索，顺利物归原主……热情的网友们接力上演了一幕寒冷冬天的温暖故事。

然而，对于这件事，虽然网友们普遍称赞“建行的草莓”践行了“网络时代的雷锋精神”，但也有人善意地提醒上传失主照片可能会侵犯隐私权。其实，岂止对“网络通报”如此，网民和非网民们对“网络通缉”是否妥当或合法的质疑要尖锐得多。

有人强烈反对网络暴民或暴力，呼吁由国家立法机关参考刑事调查制度，为“网络通缉／通报”建规立制；有人主张尽快实行网络实名制，为“网络通缉／通报”建立言责自负的约束规则。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吁请宽容网络行为，推崇网事自由与网民自律，反对建立过多过滥的网络管理规则。概言之，人们针对法律该如何规制“网络通缉／通报”已经开打口水大战。

解决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据笔者的观察，当今的“网络通缉／通报”大体上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发布人为谴责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而在网上发布声明，二是发布人为个人维权或寻求帮助在网上发布告示。无论哪一种，“网络通缉／通报”都是发生在网上而辐射现实生活的行为，是关涉发布人、网站与“通缉对象”乃至跟帖人多方的行为。

一方面，人们大可不必将“网络通缉／通报”看成洪水猛兽。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们都具有有效获取证据或线索的特殊功能，不失为网络时代一种新型的调查方法。它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刑事通缉通报的范畴，根本谈不上侵犯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之嫌；它更像是当事人获取证人证言手段的拓展，因而任何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网络通缉／通报”专门立法。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网络通缉／通报”不存在着起码的守法底线。一般认为，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现行刑法、行政法与民事侵权法等一些规范就是网络行为的法律界限。这些法律规则浓缩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能虚构事实，二是不能肆意泄露隐私。如果某人造谣生事、侵犯隐私，如果某网站“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别人的工具”，那他们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已不乏这样的案例。不过，如果网民只是善意地披露隐私，如前文“建行的草莓”为寻找相机失主而适度地张贴照片、且及时删除，理当在所不咎。

目前我国网民已有过亿人的巨大规模，诸如“网络通缉／通报”之类的新型网络现象必将层出不穷。当这些贴着时髦标签的网上活动一再吸引眼球、引领风尚的时候，如何规范网络言行确实值得法律人的思考。不过，法律规制不是治理社会的万灵药，在未弄清楚网络新事物本质前动辄聒噪立法显然是不理性的。

（作者为教育部“计算机取证的法律规制”项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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