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确定单病种限价试点　能给市民带来啥实惠

　　对话人物：唐建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对话时间：2007年1月19日

　　对话地点：市人民医院

　　对话动机：1月17日，自治区物价局、卫生厅联合下文，公布49种单病种最高治疗限价，决定从2月1日起，在全区7家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单病种限价试点，市人民医院和南溪山医院名列其中。

政府部门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籍此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但对于市人民医院来说，他们早在去年就吃了“螃蟹”，自行推出24种单病种限价，因此，此次作为试点医院，他们驾轻就熟。

　　患者很关心，这些限价病种是如何确定的？价格又是如何制定？它真的挤干了“水分”吗？百姓能从中得到多大实惠？廉价医疗会不会影响到质量？

　　限价,表现政府的关心

　　记者：什么是单病种限价？

　　唐建东：单病种限价，就是指对没有合并病症的单一病种的治疗全过程限定一个最高费用，凡选择单病种限价治疗的患者，治愈出院费用没达到这个限价的，按实际费用结算，超过限价的，按限价结算。这样，患者对自己治病要花多少钱，一目了然。

　　记者：这次卫生厅确定了多少个实行限价的单病种？

　　唐建东：49种，都是最常见的、最多发的病种和手术，比如扁桃体切除术、正常分娩（单胎顺产接生）、阑尾炎切除术（单纯性）、急性肠炎等。

　　记者：听说你们在此之前已经自行试行过单病种限价？

　　唐建东：是的，从去年2月起，我们陆续推出24个单病种的最高限价，现在，这24个病种也包含在卫生厅公布的49个病种内。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要率先实行单病种最高限价呢？

　　唐建东：据国家卫生部统计，全国有60%的人有病不看病、40%的人该住院而不敢住院，这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所致。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很复杂，责任不全在医院，但我们作为医院有义务为缓解这样的问题做力所能及的事，那就是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把医疗成本控制下来。

　　记者：这些实行限价的单病种是怎么确定的呢？

　　唐建东：确定这些病种有几个原则，就是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是单纯性疾病，没有其他并发症，还要求是治疗技术可靠、疗效确切的。

　　记者：那最高限价是怎么制定的呢？

　　唐建东：单病种限价涉及医药成本核算、内部管理规范、医疗质量控制及内部利益分配等多方面问题，因此前期的调研、分析工作是很复杂的。要从病人的病案资料中采集数据，分析单病例最高费用和最低费用，分析诊疗过程中哪些项目是不合理的，哪些项目是可以降低的，然后组织专家制定该病种最佳临床路径，最后按这个路径的成本，结合各地医疗收费水平确定最高限价。

　　记者：你对这次卫生厅实施单病种限价试点怎么看？

　　唐建东：当然支持并欢迎，这是政府对医疗收费的宏观调控措施，是政府部门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贵问题所做的努力。从医院本身来说，有政府部门主导并从价格、病种以及临床治疗路径都给出明确说法，这比医院自行实施单病种限价更能减低自身风险，也有助于限价收费方式的推广，让更多老百姓得到实惠。

　　限价，给市民带来什么实惠

　　记者：老百姓能从限价得到什么实惠？

　　唐建东：实惠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卫生厅文件精神，49种单病种限价后平均降价17%，这就是老百姓能得到的实惠。

　　比如，我们去年2月就对单胎顺产接生定价为1200元，而此前要收1900元。还有腹股沟斜疝2000元、甲状腺腺瘤（单侧）2800元、剖腹产3200元、白内障（单侧）2000元、臀肌挛缩症2800元，降幅普遍在20%至40%。

　　现在卫生厅确定的一些病种的最高限价比我们原先自定的价格有高有低，我们正在考虑，在执行时就低不就高。

　　记者：那也就意味着医院会因此减少收益？

　　唐建东：从单个病人看，医院可能是少了盈利，但降费会提升医院社会形象，获得患者认同，赢得社会效益。

　　根据测算，我院人均住院费用超过5000元，处于全市最高水平，我们也迫切需要控制成本、降低费用，这也是生存的需要。事实证明，我们实行限价一年多来，医疗费用下降了，患者负担减轻了，但医院门诊量提升了20％，手术病人也增加了，同时，为限价而加强的内部管理也使医疗成本降下来了。所以总的来说，是患者和医院取得了双赢。

　　医院是否因廉价而“偷工减料”？

　　记者：有患者可能会认为，医生会因为廉价而“偷工减料”？

　　唐建东：这种担心没必要，站在医院的角度看，“偷工减料”是有弊无利的。万一因为偷工减料治不好病，就有可能突破医疗费用，医院得自己承担；另外，治不好病引起医疗纠纷，也增加医院风险。

　　记者：收费降低，会不会影响医疗质量？

　　唐建东：不会，反而会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因为这种降费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严格而科学的临床路径指导下，医院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剔除了可做可不做的检查、可用可不用药物、准确实施临床路径来实现的，降价的前提是保证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要实现这个目的，医生要提高技术水平。没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是无法避免不合理的检查和开支的。因此，在单病种限价框架下，医院必须通过优质服务、提高疗效、节省费用、降低成本而得益；反之，服务质量差、延长治疗时间、滥用高价药，医院会因增加成本而亏损。

　　记者：为了限制成本，必然会减少检验的种类，能不做就不做。这会不会造成误诊误治，或者漏诊并发症等？

　　唐建东：当然不会。为控制成本而减少的只是那些可做可不做的检查，有的是医生在举证倒置的背景下为稳妥起见而建议患者做的检查，那些诊断病情所必须的检查都在确定的临床路径中，不会缺漏。

　　记者：为了限制成本，是不是会增加廉价药品的使用？

　　唐建东：廉价药品绝对不等同于廉质药品。事实上，现在很多药品成分、药效都一样，却因为改换了个名称和包装而身价百倍。我们在参与测定医疗项目的最高限价时，严格分析了各种对症药品的价格和药效，最后选择价廉质优者。这种选择的结果，能保证患者安全和治疗质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商业贿赂、遏止药价虚高。

　　记者：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疾病有着太多不确定因素，万一患者的病情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而超出了限价，会不会与医院产生纠纷？

　　唐建东：从我们实行一年多来看，这种纠纷和投诉几乎没有，唯一的一起投诉也是因为患者对限价政策的误解所致，我们规定的冠状动脉造影术的限价仅限于手术室费用，但那位病人误解为整个住院费用，最后解释清楚也就解决了。

　　市民一定要明确单病种的科学涵义，20岁的年轻小伙子和80高龄的老人，即使是做同一种手术，风险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医院统统要承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市民一定要清楚单病种的含义。

　　记者：单病种限价目前在全国都还是作为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一种尝试，你认为这种尝试能走多远？

　　唐建东：说到底，人们对单病种限价如此关注，是因为对解决“看病贵”问题充满了期待。“看病贵、药价虚高”现象，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根源。这种怪现状，绝不是单病种限价这种措施就能解决的。不过，单病种限价虽然不是解决群众看病贵的灵丹妙药，但仍不失为一剂良药，其对于缓解“看病贵、药价虚高”是有作用的，至少能解决一些病种简单的普通患者的看病问题。

　　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些试点，有关部门能在摸索中取得经验，发现问题，继续完善。只要按着这个思路动手“治”下去，“看病贵”这个病终究会有彻底治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