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笼换鸟”靠创新

　　上世纪90年代初，当全国许多城市正在大张旗鼓“招商引资”、与“三来一补”相伴相生的开发区遍地开花的时候，深圳又在全国率先一步，用当年“敢闯、敢试”的精神，开始了发展转型进行“二次创业”的大胆之举。

　　“自主研发”取代了“三来一补”，用深圳人的话说，叫“腾笼换鸟”。

　　“腾笼”不仅换了“鸟”，也换了“脑”，在发展战略转型中，深圳的决策者们不仅改变着深圳、也改变着自己。

　　资源观 开发“无形资源”

　　发展，需要资源。

　　继续搞靠耗费土地、能源、环境、人力的“三来一补”，对资源匮乏的深圳已是难以为继。

　　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在给深圳带来初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3597人的高密度和“两头在外”的不稳定性；还带来深圳一面新建厂房、一面厂房闲置，以及缺水、缺油、缺电、缺煤、缺气。深圳一度发黑变臭的河流、灰蒙阴霾的天空是这一困境最真实的写照。

　　更重要的是，深圳一方面耗费了大量自然资源，而发展所必需的技术资源、特别是核心技术却捏在人家手里。

　　于是，日益感觉“有形资源”捉襟见肘的深圳，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资源”。

　　任正非、侯为贵们“孤注一掷”的成功，马化腾、邓国顺们所创造的巨大商机和效益，让深圳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能源、环境等“有形资源”之外，发现了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源源不绝的“无形资源”：深圳人的“创新冲动”和“创新能力”。

　　开掘深圳人的“创新冲动”和“创新能力”，带来鹏城的再次崛起。

　　2006年，深圳人申请了12712件发明专利和超过1000件的ＰＣＴ国际专利，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在仅占深圳土地总面积0．6％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土地创造出工业总产值119亿元，单位面积产值全国第一；拥有5万多个自有品牌，彻底摆脱了当年替人家“打工”的窘境。

　　2006年的最后一天，深圳市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重新审视资源理念，实现真正科学发展”。市委书记李鸿忠说，无形资源是经济增长中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深圳将把主要精力放到无形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政绩观 不搞“数据政绩”

　　“华为”的科技研发始终瞄着世界顶尖水平，但“中看不中用”、卖不掉的“世界顶尖水平”，“华为”绝对不干。被业内行家认为技术层面太低的“小灵通”，却让“中兴”做成了“大买卖”。“比亚迪”将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由“自动化”改为“半自动化”，因为看到了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进口的“自动化”更有竞争力。

　　看着不玩“花架子”的企业家，深圳的决策者们说，我们应该向企业家们学习。

　　在“战略转型”中，深圳逐步引导劣势产业有序退出，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但也在短期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投资、消费的增长，尤其是影响着ＧＤＰ的增长。

　　2006年上半年，深圳的经济增速为13．5％，这是过去25年年均增速28％的深圳历史上的最低增速。

　　一时间，有人对深圳的“战略转型”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深圳已“风光不再”。

　　深圳对这种影响早有预料这种影响在深圳“第二次创业”的起步期就曾经发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大批“三来一补”企业向周边地区转移，深圳承受了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直接损失。

　　但是，深圳的决策者们看准了这条路，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作为深圳的“生死之路、命运之途”。结果，“腾笼换鸟”给深圳带来了更大的发展。

　　面对ＧＤＰ的最低增速，深圳的决策者们明确提出，虽然“创新”不如“三来一补”“立竿见影”，经济总量排名在全国一时可能不靠前，“脸面”不那么好看，但深圳要耐得住寂寞，“舍得名誉”、“舍得时间”、“舍得投入”。

　　在深圳，决策者们不再单纯以ＧＤＰ“论英雄”、“论政绩”，尽管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承受着外界的压力和误解，但市长许宗衡明确表示，决不搞“面子项目”和“数据政绩”。

　　角色观 只当好“维护员”

　　当作出了“以创新求发展”的抉择后，深圳的决策者们把科技创新的选择权、话语权交给了企业和企业家。

　　没有计划指令、也没有统一模式，企业家们的创新各有各的“高招”。

　　有“华为”的“研发第一”、“中兴”的“市场捆绑”，也有“朗科”的“专利攻防”、“中集”的“引进颠覆”，弄软件的“腾讯”玩“游戏”、搞贸易的“海川”盘“专利”、做印刷的“雅昌”发“指数”……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创新，政府的态度是放手，不搞“工程”、不“齐步走”，用市长许宗衡的话说，就是让企业“各开各的‘花’、各结各的‘果’”。

　　政府放手、但不放责，政府的责就是服务和“维护”。

　　“政府的放手，为创新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自由的思维。”李锂1999年底把“海普瑞药业”迁至深圳，正是看中了政府的放手和服务，“在遇到困难，大到企业用地、小到解决停电，政府都有专门部门、专人跟进、解决。”

　　从制定50多个鼓励创新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法规，到对制约创新的政策、法规条文进行梳理、调整；从举办展示、交易科技创新成果的“高交会”，到搭建5个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从对创新进行立法保护，到对政府服务实施责效监督，政府的角色定位就是不当“运动员”、不当“裁判员”，只当“维护员”和“服务员”。

　　在2006年12月21日发布的第二部《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中，深圳的政府服务水平被评估为“全国第一”。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企业家们这样的评价，认为放手、服务体现了“民主”、“民本”的现代政府意识，正是有这种现代政府意识，才有创新必需的空间，才有深圳科技创新的“百花齐放”和“硕果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