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历史与被历史记录

　　在半年前，我与晓波和他的密友胡宏伟在波光潋滟的千岛湖畔吃饭，湖下百米是29万居民曾经居住的两个县城，还有三座有1800年历史的古集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县城的面貌了，它们的居民流散他乡，带着模糊的记忆在沉默中消亡。

中国的当代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太忙碌了，变化又太过迅速，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整理记录昨日留下的教训。胡宏伟已经半醉，红着脸，但是非常清醒，因为他坚持要让吴晓波把书名改为《中国企业史》。这个名字更有高度，他说，这是一件还没有人做过的事，应该有一个更庄严的名称。

　　当时的吴晓波已写完了数年“企业史”，也在那次聚会时，我听到了他决心整理这段历史的由来。那是在更早的2004年7月的某个下午，在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的一场座谈。这场座谈的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吴晓波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一个忽然凸跳出来的课题。

　　这样两个平凡的下午，最终让我们看到了现列于各地书店的《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吴晓波的这本书被命名为《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如同书名一般，这本书读着读着，便让人浮想联翩，莫名兴奋。

　　中国是一个远远尚未成熟的市场，一片正在被驯服的莽林，光线正在透入，但很多地带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子宫，政策的变化依然可以随时打破民营企业家个人脆弱的、积攒多年的心血和精力，有时甚至让他们赔上身家性命。中国的很多企业，不是太强大就是太弱小，强大的可以呼风唤雨，弱小的缩在角落里韬光养晦———无论强大还是弱小，它们都对媒体保持戒备，有的甚至充满敌意。在《激荡三十年》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例子解释这种戒备心：那些高调的、喜欢渲染个人色彩的企业家多半易于折堕，无论他们曾经多么显赫。就像牟其中的例子一样，吴晓波指出了他的双重不幸：“牟其中的错误在于，在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他连续不断的、让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让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他甚至没有可能像一个低调的骗子那样偷偷蒸发。

　　用这样的文字记录过去15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是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让人耳目一新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中国企业史写作方式，一种从个人出发，回归个人的优美而切实的记录。

　　当然，我们不能期待这本书能够囊括一切。它不是分析性作品，甚至不是一部正统的史书。这个计划确实是过于庞大了，仅凭一人之力，两年的时间是不够的。而且，其中还有很多中国式的障碍，比如无法得知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的更多细节，或者企业家与政界的关系网究竟如何编织，等等。另外有一个没有充分阐明的前提：1978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邓小平的设想所致，也是迫于无奈———当时，在财政上，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了。此外，此书明显受到《光荣与梦想》的影响，模仿它庞杂的魅力。但是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时力度较弱，有点力不从心，大概是因为图景过于庞大，很容易聚焦不清。这也是受到时间和人力的局限所致。无论如何，《激荡三十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开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启发和激励，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用同样的诚实、投入和长远的眼光，使中国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身，获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