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与第三次分配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个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又是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导致社会不公正。从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看，第一次分配为市场分配，它追求效率，必然拉大分配差距，但社会财富增加了；第二次分配为政府分配，它追求公平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捐献、慈善活动进一步扶贫助困，进一步实现社会公正。

可见，二三次分配对于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功能。而第三次分配即慈善活动、社会捐赠则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行动体现为一种慈善文化或捐赠文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的“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涵盖了慈善文化的内容。它为我国慈善事业与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慈善文化在促进社会财富和谐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国慈善事业处于起步与发展时期，从全国到各省市都成立了慈善会和各种基金会，通过各种慈善捐赠与志愿者活动对蒙受自然灾害的群体及贫困群体提供帮助。但作为第三次分配体系尚不完备，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有些发达国家尽管贫富差距也很大，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参与，形成一种捐赠回报社会、“有钱勿忘行善”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富豪企业家倾情奉献，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慈善文化成为推动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引擎与支撑力量。这些国家有一种很强的传统意识，即为学校、高等学校、医院、图书馆、教堂、博物馆和各种艺术馆捐款或无偿工作。美国就有8000多万人从事志愿者工作。据报道，美国富裕阶层每年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比尔·盖茨夫妇已捐献出300多亿美元，并签署好遗嘱将99％以上的财产毫无保留地捐赠给社会，另一富翁巴菲特签署捐款意向书，向比尔·盖茨夫妇创立的慈善基金会捐赠出其85％以上的财富，约375亿美元。但是中国富豪大多数不愿意捐赠，据中华慈善会统计中国内地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占80％以上。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1000万家，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相当多的中国富豪患了“慈善冷漠”症。但他们在挥霍奢侈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因而使第三次分配发育不良。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关键原因在富豪阶层中缺乏慈善文化的启蒙与熏陶。首先，有些富豪不能正确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造就了富豪，富了要回报社会，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把致富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并获得社会的认同。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不仅要当富豪而要当富豪慈善家，改变富豪慈善家偏少的不正常状况。第二，缺乏“慈善捐赠”的文化理念，使捐赠活动成为自己内在的需要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扶贫济困”的传统有助于强化捐赠理念。当然，中国人重家庭伦理、重视后代，乐于把财富留给后代的思想，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分拘泥于此，不利于发扬慈善文化精神。西方国家许多富豪认识到过多把财富留给子女，容易助长懒惰，缺乏创造性。这些看法，很有借鉴价值。第三，有关慈善捐赠的制度不够完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完善，对于制约市场经济分配弊端的第三次分配制度也比较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迟，鼓励、支撑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不够完善。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慈善事业没有形成民办公助的机制。第四，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慈善”受到批判，正名后宣传不够，加之社会诚信缺乏，乐善好施还未形成风尚，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欺诈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是个别的，但影响第三次分配良好环境的形成。

　　为了更好地作好社会第三次分配，必须在全社会搞好慈善文化的启蒙，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价值支撑。首先，要加强慈善观念、爱心观念的教育。不仅富豪们要有爱心和责任感，普通百姓也要树立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价值观念，把捐赠与献爱心变为自己的人生道德准则与价值理想，转变为自己内在的需要与自觉的选择。使“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的理想逐渐变为现实。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开发慈善资源。制度也是文化。对于承载着慈善功能的慈善机构、扶贫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社会救助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捐助、互济互助活动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从社会各个层面挖掘蕴藏着的丰富的慈善资源与救助资源，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丰厚的基础。同时要规范各种基金会，加强财务监督，提高善款使用透明度，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

　　（作者为省社科院研究员）（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