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掏腰包“送温暖”为何广受质疑

　　为确保慰问实事实办，河北省邯郸市特别规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人联系5户，其他市级领导每人慰问3户；市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每人联系两户，其他县级干部每人联系一户。最引人瞩目的是，今年该市不仅提高了慰问金标准，而且要求慰问金必须由进行慰问的各级领导干部个人捐助。

　　官员自掏腰包“送温暖”的新闻一出，网上非议一片。以行政命令来干预道德自愿的“作秀”说；以事先贪占或摊派，后再送出关爱的“伪爱心”说等等，不一而足。

　　从政策本身来说，此举除了对于贫困户的济困作用，我以为还有两个最大附加价值：其一，领导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子帮困，可以使他们对贫困有一种难得的感性认识，从而时时警示自己的责任；其二，领导干部常年与贫困户结对子帮困，可以使他们从贫困家庭这一终端，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不能不说，官员自掏腰包与困难户结对子帮困，确实不适宜都以慰问金的方式，更不适宜实行统一标准。对于前者，我一向认为，贫困有着不同的起因，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更会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因此，帮困就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应该强调以效果第一。给钱是帮扶，给急需物品、帮助就业、发展经营同样是帮扶，而且可能是比给钱更有效的帮扶。

　　对于后者，我觉得帮困有一个“谁为主体”的问题，更应该有一个相对固化的机制来解决。如果政府是帮困的主体，那这笔钱就应该财政来出；如果是联合社会力量，那就应该通过政府、社会慈善机构等共同来承担。至于机制，从单纯帮困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每到年节，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自然启动相应的程序，自动把“送温暖”的事办好，而不用官员们上门。邯郸市现在的做法，则显得既无恰当的主体，又无相应机制。如果帮困的主体就是领导干部自己，那应该是一种道德自愿，而不该是行政命令。

　　官员自掏腰包“送温暖”，也许决策者的本意并不仅仅在于帮困这一个目的。但是初衷再好，也要在事理、法理等层面上说得通，否则很有可能会事与愿违。（北京市民）

　　杜老板是当代愚公还是替罪羊

　　13日，云南富民数千平方米的裸露山体用绿色油漆喷刷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14日，当地农林局称，媒体报道有误，将追究媒体的责任；而15日，则又出现新情况，据《生活新报》报道，富民县的油漆绿山行为，是一个四川籍的杜姓老板，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花费上万元将1000多平方米的红岩石涂上绿色油漆，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改变风水先生所谓的“风水”。

　　此前，《都市时报》报道时，有关油漆涂山“风水说”的情况是，“听工人们说是因为改变风水才这样做的！”经过“绿化”工人的指点，村民们才恍然大悟地发现：裸露的老首山正对面正是即将竣工的富民县委办公大楼。显然，为风水所忌者，乃“即将竣工的县委办公大楼”。当地村民认为，“政府怎么可能相信迷信？肯定是林业局的人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临时搞‘绿化’撑点面子！”

　　但现在，“风水说”的主角变成了“一个杜老板”，而且还是四川籍的。若属实，这个杜老板堪称当代愚公。因为太行王屋二山挡住门口，愚公不搬家，而做出移山之举，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位杜老板因为“风水”不好，不是搬家，而是油漆涂山，与愚公无二。愚公凭的是子子孙孙，杜老板则靠钱。杜老板自称花了上万元，但此前媒体报道，长达45天的反复喷涂，已经耗资达47万元。

　　精神可嘉。但现在不是愚公时代。山是公家的，难道有关部门没有制止？———也制止了。据报道，大营镇梨花村领导曾出面制止，但“他们这样做经过了县里的批准”；而县里居然认为“此举起到暂时的美化效果”；更令人不可思议是，由于岩石属于非林用地，农林局管不了，就答复杜老板，“你要涂是你的事，我们管不着”。

　　怪不得在这则新闻跟帖里，网友们称这位四川籍的杜老板是个替罪羊。我向来不以恶意推测人，但从上面的种种迹象看，这个杜老板多半真是个替罪羊。碰巧的是，这杜老板还是四川籍的，回四川过年了，记者只能在电话里采访了对方。“为了改变‘风水’，涂绿了山石”———老板对答如流。但是，如此大规模、长时间、高耗资的油漆涂山行为，难道一个私营老板就能轻而易举办到吗？

　　油漆涂山事件，恐怕不会因此结束。在新闻报道后，从一连串的变化里，能让人感觉到当事人在不停地“公关”。而该县县委县政府“暂时起到美化效果”的暧昧态度，昆明市环保局和当地农林局矛盾的说法，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四川籍杜老板，以及大营镇梨花村领导制止时无果而终，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油漆涂山，大有名堂。错了没关系，关键要知错就改，负起责任———这同样适用于政府。（河南评论员）

　　跨过地域与时空的景仰

　　2月11日傍晚，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理事会和校监委员会一致选举该校历史学家、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院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为哈佛第28任校长。这意味着拥有371年历史的哈佛大学迎来了历史上首位女校长。福斯特期望她的任命能成为机会均等的象征，将继续推动高校性别平等。（2月15日《新京报》）

　　在浩瀚的网络新闻中，笔者特别注目于这位“世界上最强大学的校长”，缘于福斯特那一句极有个性的措辞：“我不是哈佛女校长，我是哈佛校长。”她毫不掩饰自己追求与强调男女平等，让人肃然起敬。其实，福斯特吸引笔者的，不是她的个人身份、她的研究成果、她的管理才能、她的凝聚力，而是她极力推崇平等的思想。

　　福斯特1947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为大家闺秀，日后嫁入豪门。福斯特却抗拒家人为她安排的生活道路，成了传统的特权家庭中的“叛逆女孩”。福斯特当选哈佛新校长后，美国8所常春藤盟校中由女性出任校长的大学已经占到一半。有人问，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大学中性别不平等时代的结束，福斯特说：“当然没有，还需要继续努力。”

　　对福斯特，笔者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景仰，经历了一个被其感染、被其同化、被其升华的思想轨迹。这种跨过社会制度、跨过国度、跨过地域、跨过时空的情感相通，完全出自人类共有的天性与理智：平等、和平。

　　无论是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机会均等，还是世界和平，都隶属于人权平等的范畴，追求平等和和平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已经形成了平等追求的大趋势、大方向，却并不意味着平等可以唾手可得，可以信手拈来，并不意味着已经彻底改变了不平等的条例、惯例、法律，也不意味着已经彻底排除了歧视、虐待、侵略、特权，正是难以忍受、难以避免的不平等，依然固执地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落，笔者才对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这位新任的哈佛校长敬佩不已，她的平等思想与主张，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追求与主张是相通相等的。（江苏职员）

　　有一种接吻名字是庸俗

　　2月14日，成都城东某大型商场4楼举行了“我要恋爱”万人相亲大型公益活动，其主打活动“爱之吻接吻大赛”却意外遇冷。下午2时许，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大部分人都是来参加“万人相亲大会”的，而对于马上要开始的“接吻大赛”，很多人都表示不知道，也不感兴趣。（2月15日《天府早报》）

　　折腾得锣鼓喧天的“接吻大赛”，竟然只有两对选手报名参赛。如此的境况，正应对了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接吻大赛”的策划创意，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感情方式的表达上，我们的国人还依恋着固有的含蓄，以及“发乎于情，而止之于礼”的道德规范。而所谓的“爱之吻接吻大赛”，又因为夹杂了过多的商业成分，在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大众和媒体的质疑。

　　据说，“接吻大赛”的创意，来源于菲律宾岛国的“千人接吻吉尼斯纪录”。如此看来，我们的商业策划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将精神层面的东西，包装成商业的“接吻大赛”。即使在比赛中，选手们再加以努力，接吻也就变了性质，如马戏表演一样而庸俗不堪。在万人相亲的大型活动中，只有两对选手参赛，无形中也表明了国人对这种无聊大赛的心理成熟。

　　同前不久呼啸而起，旋即又偃旗息鼓的“抱抱团”不同。虽然“抱抱团”也是以一种生硬的手法，想改变国人固有的表达方式，但“抱抱团”至少是真诚的，是想以自己的真诚而改变什么。而“接吻大赛”是虚伪的，是将精神的接吻变质为庸俗的形态表演，这样的形态表演，同接吻所表达的发自男女内心之间的真实情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