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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业如“烹小鲜”(组图)

  沈国放以外交的特殊视角,诠释了企业如何借鉴大国关系之博弈技巧。石祯专 摄
现场交流十分踊跃。石祯专 摄

  编者按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办大企业亦通此道。渴望做大而欲跨国图强的湖南企业,走出国门并非如走出厂门般轻松。国门之外,政治风云跌宕产生的“流弹”随时可能在你行走的途中爆响;沿途路况,多半荆棘、陷阱棋布,间或鲜花丛生。倘若不明就里,撞上风险与机遇,仅靠随机应变往往不易规避或把握。26日,前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沈国放登坛中联重科,为湖南企业家“路演”走出去的走法,并以外交的独特视角,诠释企业如何借鉴大国关系之博弈技巧与强劲对手竞争。


  [嘉宾档案]

  沈国放,1952年出生,江苏人,1978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为外交部新闻司科员、中国驻尼泊尔王国大使馆随员、外交部新闻司随员、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先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外交部大使,部长助理;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核问题与商业“筹码”

  很多企业界人士认为,一个小且弱势的企业要与强势企业对抗或叫板,无异鸡蛋碰石头。事实并非如此,如果选择适当策略,小企业也能找到对抗的基点。沈国放关于当前朝核、伊核两大国际热点问题的分析,对小企业与强劲对手谈判争取较多话语权颇有启示。

  有关朝鲜、伊朗核问题的报道一直倍受关注。沈国放认为,朝鲜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进行核开发,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核”为“筹码”,以超强硬对付美国的强硬,以提高其国际地位;伊朗有过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时代,大国情结极强,面对逝去的辉煌,希望复兴。而拥有强大且令世界谈之色变的核能力,似乎是其现阶段实现“咸鱼翻身”的“资本”。事实上,两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后,国际社会对于朝鲜、伊朗的重视与关注程度远甚于前。昔日对双边会谈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因朝核问题升温而态度逆转,对双边会谈大为重视起来。

  大国关系中,核开发被一些国家用作以弱制强的手段,这对于世界安全未必是幸事;但在企业竞争中,掌握令对手不能轻视的核心技术,或者在市场终端布局上形成强大优势,这于规模尚小的国内企业对抗并制约跨国企业的“吞食”行动是颇为有效的策略,也是弱者与强者谈判时增加“筹码”的不二法门。

  中国“意见”与钞票投资

  在长沙,从德国博世、诺基亚、日立到麦德隆、家乐福、沃尔玛、可口可乐这些跨国企业甚至世界500强纷纷落户,是近10年来国际资本热投中国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由中联重科、远大空调制造的产品,一年比一年多地销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当中国企业由观众、“跑龙套”以至争取到有名有姓的“角色”,这无疑是巨变,是令昔日国际产业界的“东家”们刮目相看的腾飞。

  沈国放认为,世界经济环境走向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大国关系。当前的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大国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值得注意的两大要素是美国全球战略计划和中国经济增强。国际关系上,中国因素影响力在上升。政治上,中国话语权份量更重,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对重大问题投票,大家最关心两个国家的立场,一个是美国,另一是中国。经济上,不管地区组织还是世界金融机构,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像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一届都在瑞士召开,现在论坛主席却提出把夏季会议放到中国来,足见世界经济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的“中国机遇论”流传的同时,“中国威胁论”亦并行于世。沈国放认为,这些对立的论调将伴随我国发展壮大整个过程。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有利吸引外资、提供市场,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碰撞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多。对话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动辄制裁决非明智之举。对于需要走出去的湖南企业,除了要具备跨国生存的经济与技术实力,还要充分研究目的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及变化趋势等诸多方面,还需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企业高管。

  利益天平上的“朋友”

  国际交往有句俗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企业竞争亦是如此。当中联重科、徐工这些中国工程机械的“大哥大”面对像卡特彼勒等诸位强势跨国同行,该有怎样的态度与策略呢?沈国放关于大国关系之中美关系的分析,值得企业家借鉴。

  众所周知,率先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是美国,现在“中国吹捧论”的始作俑者亦是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最早支持伊朗开展核计划者是美国,现在最强硬阻止其核试验的还是美国。不管一种言论还是一个行动,其态度的选择依据必定是利益。沈国放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将国家安全摆到了首位,今后至少两年也许更长,美国对外的安全战略将主要还是反恐、防核扩散、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三大重点,同时会努力改善与欧盟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挤压。中美关系的基调则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对话与合作的成分增加。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意见和中国意见受关注程度已在伯仲之间。这种影响力的可比性,决定了彼此关系必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抗衡。经济舞台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在中国本土崛起的大型企业在与跨国企业争夺此涨彼消的市场时,遇到正面打压或遭遇面慈心不善之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前者,采取“肉搏式”血拼显然不及扬长避短并调整与对方的利益均衡点、通过竞争力积累谋求在利益天平上争取到增多的分量;对于后者,需放弃在利益场寻找“救世主”的天真,也不要幻想在商战中能邂逅舍己为人的“雷锋”,若接受并购,更需透彻研究对方直接及潜在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相关体之间的多赢。

  做元首“席”间坐上宾

  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对世界经济的“晴雨表”效应有目共睹,经济界甚至认为,中国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商品的价格和通货膨胀率,如果中国粮食大丰收,世界粮价格会受其影响而下降;如果中国需要大量铁矿石,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可能立马上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施援世界粮食安全,而成诸多国家元首延请的贵客;国内某矿业公司老总因与智利商贸额甚巨,而被该国总统宴请为嘉宾。沈国放认为,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国家领导人之间讨论的哪怕是政治问题,都或多或少带有经济的因素。其中,围绕战略资源、能源采集、能源通道建设等主题的能源外交尤其活跃。诸如APEC、亚欧、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会议,活跃其中的不仅有各国元首,更多见企业大亨。他鼓励立志走出去的湖南企业家,应有意识多参与这类向企业家开放的高端首脑级聚会。

  沈国放介绍,随着地区间区域合作势头加强,全球范围内区域合作加强,各种地区与多边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快,并且影响力见增。目前,东亚和拉美可为值得关注的经济发展亮点,不仅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对亚洲区域越来越关注,就连新西兰,澳大利亚也加入到东亚合作里来。此外,随着中日关系的缓解与改善,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的东北亚区域势头将会上升,这对中国企业蕴藏很好的商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已围绕中国崛起进行了调整;中非合作论坛使中国与非洲间经贸合作获很大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同拉美、同东盟、同阿拉伯交流都非常活跃。

  莫让“宿怨”聚沙成塔

  随着我国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和外交辐射面持续扩展,中国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的冲击渐次明显。沈国放认为,这也是大国关系中中国因素突出的表现之一,原因在于我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加大。

  沈国放提醒湖南企业家,现在“走出去”发展经贸关系,特别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心理和因此导致的利益得失,双赢或者多赢应成为终极目标。

  除了亚洲格局,以及围绕中国、日本、美国、印度关系调整将面临的深刻变化,中国企业跨地区发展的风险,还表现为与西方大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在与邻国的关系中,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和经济利益方面争议的“宿怨”,可能随着期间爆发的利益冲突不时“旧账”重提。诸多“宿怨”若未得及时排解,以至聚沙成塔,在一定程度上会演变成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小觑的障碍。

  找准自己的“软肋”

  除了客观的不利因素,对于想要走出去的湖南企业,找准自己的“软肋”同样重要。

  沈国放认为,客观地分析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尽管赢得了“世界工厂”称誉,但倚重的制造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甚少,“中国制造”多为零配件组装;其他产业如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在尖端技术市场上尚未树立权威,甚至研发能力、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还有就是品牌保护意识相对淡薄,在境外注册商标、申请专利也是凤毛麟角,这些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诸多要素或残缺或薄弱,若不尽快赶上,势必使企业“软肋”更软。境外创业,结果很可能“未曾报捷身先卒”。

  借四大“和风”远航

  已决意“走出去”的湖南企业,是否随时想走即可成行呢?《孙子兵法》告诉我们,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应、人和。沈国放在对当前天时(国际形势)研究分析后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远渡重洋,有四大“和风”可供助力。

  一是国际环境虽然复杂,但是争取较长时间和平的外部环境仍然可能;

  二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处于矛盾和斗争焦点,不大可能卷入大规模或者局部的战争之中;

  三是随着中国国力提高,我国经济还将持续增长,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的实惠增多,需求加强与中国合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及经济诉求;

  四是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分量会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个关注有双重性,一是积极的,一是负面的。善于抓住对国际关系发展变化具有长期和深远意义的矛盾,从战略高度关注矛盾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能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现场问答实录]

  问:请问沈先生,继妖魔化中国论调之后,美国当前又兴起中国吹捧论,其潜在意图如何?

  答:无论美国说中国“好”、“坏”,其实并非重要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对实情不知、不明。现在,美国有些人士在国际社会唱出吹捧中国的高调,其诉求己方更大经济利益的意图昭然若揭。在文化认知方面,有美国人士以中国“吃软不吃硬”为“原则”,希望中国的人民币升值,通过改变汇率对全球贸易失衡及美国进出口增长多作贡献。殊不知,若汇率陡然大动,对中国经济利益将造成重创,1984年后,日本经济急速衰退即是前车之鉴。

  问:现在有不少中国企业奔印度投资办厂,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尽管在边界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两国有分歧,但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关系等方面,中印两国观点始终保持一致或相同,现在,中印关系正稳步向前发展,这无疑属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印度民族特有的警惕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障碍两国企业间无保留的信任与合作,因此,对于选择印度发展的中国企业,以合作加竞争的心态融入当地乃可取之策略。

  问:继中非论坛之后,中国企业似乎开始兴起赴非洲“洋插队”热潮,请问投资非洲是否如有的媒体所言,具“低劳动成本”和“资源”两大优势吗?

  答:许多非洲国家确实具有诸如石油、矿产等资源优势,非洲的土地也很肥沃,劳动力薪酬也确实低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仅以此决定投资非洲却有失偏颇。在一些非洲国家,不少矿产资源分布于偏远山区,尽管近年来,中国援建非洲不少公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但非洲总体基础设施仍相对落后,矿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不畅的交通,那怕灿灿黄金也会变得黯然失色。至于人力成本,低薪酬并不等于低人力成本,在非洲聘请当地员工,培训成本必不可少;此外,跨文化管理导致的高管理成本亦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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