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光荣、责任与提升交织的五年

　　宗庆后：光荣、责任与提升交织的五年

　　我是2003年有幸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到今年即将结束五年一届的任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是第一次，回顾这五年来的“代表历程”，要说感受简单地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光荣、责任与提升”。

　　我是一名普通的企业经营者，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点成绩，然而祖国和人民却给了我巨大的荣誉，让我有机会登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殿堂，并且在会议期间多次向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当面汇报。同时，还参与了政府工作和多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包括反对国家分裂、捍卫祖国统一的《反分裂国家法》、将私有财产保护写进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及《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通过参与这些工作，我目睹了祖国的发展和变化，亲身感受到了国家的进步，我感到无比光荣、高兴。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也始终怀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祖国和人民把这样重大的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要认真地履行好自已的职责。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我在日常工作之余更加自觉地加强学习，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同时，通过参加各种会议、培训，加深了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使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锻炼，素质得到了提升。

　　责任感同时也驱使我留心并积极思考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种问题，五年来本人向大会提交了如下建议与议案。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新一届政府以重视“三农”、关注民生的崭新形象亮相。我们娃哈哈是一家食品企业，所用的原料大部份是农产品，因而很早就与农业、农村、农民打交道，对“三农”问题，我自然特别关注。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积极性就会受挫，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业结构也得不到调整。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产品的出路问题。

　　因而，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扶持发展食品制造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后来，随着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实施，我又在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基础建设规划工作，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规划法〉的建议》。

　　建设部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并告知与农村规划法内容相近的《城乡规划法》已经列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2006年立法计划。让人欣喜的是，《城乡规划法（草案）》已于去年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不日将正式出台。

　　我们娃哈哈是一家全国性的公司，因而我经常在各地跑，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到全国各地城市、农村的情况。我注意到，我国沿海地区土地紧张，而其它地方却有大量的土地闲置；我国城市有大量的下岗工人，人口密集，却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广大农民一方面收入过低，增长缓慢，一方面却又无活可干，劳动力剩余很多；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却没有变美，有的甚至还遭到了破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在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家投资、动员农村闲余劳动力、大规模实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工程的建议》。我认为国家投资，动员农村闲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国土资源综合整治，是一个既能提高农民收入，又有利于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既能美化自然环境，又能缓解沿海发展土地紧张状况；既能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又能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好办法。

　　为此，我还联合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阐述国土整治的思路，希望利用我们的民间资本，投资边疆开垦荒地，然后把发达地区的土地腾出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基地。

　　建议上交以后，受到了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表扬，说：“这个建议提得很好。”

　　2004年，我还提交了一项《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征收税率与征收方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议案》。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引进外资，国家制定了一些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收优惠，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为16.5％，而国内企业则高达3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多，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样的政策已经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公平竞争、内资转外资谋利和投机造假等，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我也认为内外资企业必须同等待遇，建议实施“两税合一。

　　随着“毒大米”、“大头奶粉”等食品安全恶性事件的相继发生，一时间，百姓谈食色变，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

　　作为一名从事食品制造业的人大代表，对构建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我认为，首先《食品卫生法》已经不能适应行政执法体系改革的需要，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亟待确认。为此，2005年我提交了《关于修改〈食品卫生法〉，制定〈食品安全法〉的建议》。

　　国务院有关部门不仅对我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的答复，当年还两次来到我们企业参观、调研。

　　为百姓代言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房价问题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房价上涨过快，房价过高，百姓无法“安居”，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有效控制房子价格？2005年，我提出了《合理控制房地产商利润，分期收取土地转让价，真正让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建议。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对这些建议开展了研究，并表示这些建议对稳定房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矛盾，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教育不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2006年我提出了扩大分配，拉动内需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的重视。发改委表示同意我提出的这些措施，认为这既是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落脚点，也是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十六大”以后，民营企业的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使我们民营企业如沐春风。政策是好，但实施一年来，感到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不利于民营经济活力的发挥。

　　为让36条早日落地生根，我在十届人代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制定实施细则、加快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建议》，提出废除与36条规定有冲突的文件，要求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不对民营企业搞变相限制的建议。

　　国家发改委对这一建议非常重视，发文对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法规清理作出具体部署，表示部分国务院部门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完成清理工作。

　　企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2005年底，新世纪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明确提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投入的主体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我在激动之余，经过大量的调研，在2006年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主体地位》的建议。

　　在2006年的人代会上，还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温家宝总理来浙江团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我向总理汇报企业发展情况，温总理赞扬我们在三峡库区移民建设中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我当时汇报的主题就是“如何重视和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发言快要结束时，我还就“十一五规划可能会限制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地区的发展”向总理建言。总理听了以后，当即要求发改委主任马凯到浙江代表团征求意见。第二天，发改委发改司司长又专程到浙江代表团驻地，进一步听取了代表意见。

　　知政、参政、议政，是一名人大代表的光荣职责。每次人代会召开前几个月，不管工作多忙，我都要抽出时间进行调查，撰写议案建议。国家经济发展、三农问题、法律法规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是我考虑的范围。从人大一次会议到五次会议，我一共提交各类议案和建议30多件，参与的议案就更多了。

　　　弹指一挥间，五年过去了。回顾这五年，回顾一部部法律的制定，一个个报告的审议，一件件建议议案的撰写……这是光荣的五年，是牢记责任的五年，更是自己能力和水平大大得到提升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