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事前控制比事后问责更重要

　　事前控制比事后问责更重要

　　针对一些地区领导决策轻率浮躁，造成损失后，又因为领导干部已不在任，造成责任难以追究的情况。连建伟等1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在全国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促使领导干部科学决策。

　　这个提案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针对长期以来有些领导热衷于拍脑袋决策——不经科学论证，不听公众意见，不经集体领导，三杯酒下肚，头脑一发热就发号施令，雷厉风行。甚至出乎一己之私，为捞政绩，为升官发财，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用老百姓的钱给自己贴金。目的达到了，一纸调令，易地为官，升迁而去，烂摊子就留给百姓去收拾。人都走了，再大的损失也问责无门。如果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得以刚性实施，乱决策等于在自己的前程上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官员的决策起到一定的警悚作用。

　　但是，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属于事后问责，“问责”总是发生在“事”后，于事无补。如果重大的公共政策出现偏差，给公众、社会造成严重损失，即使对其决策者进行秋后算帐，严厉问责，除了道义收益，还有什么？此外，决策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动态过程，时移世易，外部条件产生变化，出现问题有时也有可能，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问责恐怕就失之公允，由此，终身负责制容易造成官员“无为而治”的“决策惰性”——为规避个人风险而放弃公共决策，或者消极对待。

　　窃以为，与其造成损失之后的事后问责，不如风险前置，对重要决策进行事前控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民主性，降低失策的风险，这样更符合决策科学，更容易被决策者与被决策者双方接受。

　　某些重大决策出现失误，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与独裁——决策者不愿意走集体路线，不尊重知识，更不愿意与公众分享决策权——的结果。因此，事前控制就要从公众与决策者分享决策权入手。在经历了“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之后，单纯依靠市场或者政府成为一种幻象，人们开始在寻求“第三种力量”——公民社会。公民开始越来越多借助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进入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以此表达自身利益倾向，并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承担一部分共同产出的公共服务责任。

　　其中“商议民主”——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实施之前必须在公共领域中，由公民们按照公共理性精神予以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和共识——就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政策的质量，避免“权力出智慧”的偏好与偏差；强化公民对政策的理解，提高政策的公民可接受性，增进政策执行的“顺滑度”；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促使他们养成关注公众生活、解决共同问题的美德；同时，也强有力地推进民主。商议民主可谓是善治过程，对于打造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无疑是有益的，各级官员都应该逐渐适应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