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97年医改方向正确 应成立卫生综合管理部门
本报记者 王世玲
两会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今年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医改报告。
这给两会期间最热门之一的话题——医改,划上了很好的注脚。
两会伊始,围绕着医改新方案的讨论就异常激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医改四重点,之后9院士又提议组建“健康委”以协调医改。与此同时,卫生部部长高强“新闻”不断:他首先透露出“今年医改新方案肯定出台”,其后,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88名委员联组讨论会上,高强表示“医改不存在部门利益冲突”。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也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医改话题。
而他正是20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出台,拉开了医药卫生体制整体改革的大幕;随后,1998年底,《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总体方案出台,确定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即三改并举)。而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当时正分管该项改革。
朱庆生接受本报专访时提醒,1997年确立的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所谓的医改不成功是没有按这个方向坚持走下去。其中,公立医院如何改革是整个医改的节点和难点,未来医改是否成功也取决于这个核心。
97医改方向依然正确
《21世纪》: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1997年医改方向完全正确,只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作为当年分管医疗改革的副部长,您如何理解这个判断?
朱庆生:我认为1997年国家出的三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的医改方向是对的。随后1998年提出三项改革联动,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体制三改并举。应该说当时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实践发现,公立医院的改革,即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难度比较大,是三项改革里难度最大的。
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不能说是改革最不成功的地方。因为,其他两项改革进展也是举步维艰。相对来讲,应该是药和医疗改革进展都不令人满意。
不过,三改必须要相互协调,相互结合,同步进行,所以我不同意医改失败了还是成功了的说法。医改是个难事,台湾做全民医疗保险,光方案就做了八年。
《21世纪》:1997年的医改方案里对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有没有明确的思路?
朱庆生:当时有些初步的思路。如明确提出在医疗改革中,把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一种新的服务模式;也提出了区域卫生规划,按照区域的人口,按照区域居民的健康或卫生需求,设立医院,提出了补偿怎么解决,即医院补充机制改革;医院相对属地化管理、医院内部人事制度、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等。但相应配套的文件即具体落实的政策文件没有跟上。
《21世纪》:应该配套什么政策?
朱庆生:配套就是财政,像医院的经费保障制度怎么建立?政府能出多少?公立医院办成一种全福利的,还是完全就是通过市场购买医疗服务?如果医院走市场化,只由医保来购买服务,这是承受不了的。但是完全福利,政府办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全包下来,也承受不了。
《21世纪》:也就是说公立医院要有清晰的定位?
朱庆生:公立医院将来要进行调整。哪些是非盈利的,哪些是盈利的。非盈利的哪些由政府办。还有一个中医问题,中医要扶持。
这些要取决于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我们给医院补偿什么,补偿到什么程度,哪些基本全包的,哪些是包一部分的。不能包的,可以转到民营。其中有一部分要进行改制,但改制并不是卫生改革的根本出路,这要根据群众需要和政府的能力,不是说政府要放弃责任。
政府投入应该主要投向医保
《21世纪》: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主导改革各方已达成共识,但也有一些争议,其中,如何界定基本医疗是争论焦点之一,您对此怎么看?
朱庆生:现在中央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实际上就是指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这一块比较明确了,但基本医疗现在还是个概念,内涵是什么,达到多大的范围,什么水平,怎么操作,还是个难题。
《21世纪》:政府加大对卫生领域投入,但钱毕竟有限,应该投向哪里更合适?
朱庆生:我觉得应该投到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上。包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医疗有城市居民的,也有农村的合作医疗。
基本医疗,我觉得主要通过医疗保险来实现,当然也要对医院有必要的投入,要保证人员的工资和医院的运转,这样不至于把价格提得很高。医院成本降低,也就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付费水平,这样可以使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相应提高。
成立卫生综合性管理部门
《21世纪》:这次新医改之争,有人说是思路或模式之争,也有人说是部门利益之争?您觉得这些争论是新医改方案难出台的原因吗?
朱庆生:新方案难以出台的原因,首先是医改本身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时面对中国复杂的国情,要拿一个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老百姓又比较赞同的这么一个方案是比较困难的。
至于说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是在部门协调上,即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还没有统一。
第一,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国家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给老百姓建立的保障水平到底有多高,政府能够支持到什么程度,相应的配套政策,或操作能够完善到什么程度等等。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具体操作和措施可能还有一个协调、统一的过程。
第二,当然也不能排除有“部门考虑”。因为部门在管理职能、权力职责上,会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怎么做。
《21世纪》:这次两会上,有诸多代表提出要组建一个医疗卫生领域的综合管理机构,如健康委员会,来协调这些不一致。您怎么看?
朱庆生:我也主张成立一个综合性的管理部门。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叫健康人口委员会也好,卫生委员会也好,还是卫生部也好,都可以。但关键是要把卫生行政管理的职能相对集中一些。
现在卫生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这样实际上不利于资源的利用和改革。部门利益和部门的想法比较分散,互相协调起来就很困难。
《21世纪》:从具体操作上看,目前有两种想法,一是组建一个卫生综合委员会,二是扩充现在卫生行政部门的职权,即把现有的与药、医相关的职权纳入卫生部。您赞同哪种意见?
朱庆生:我比较认可把现有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做适当调整,可能要扩一些。与药、医有关的全部拿回来做不到,比较合适的是把药和医疗保险的管理职能调进来。国外基本上药的监管都在卫生行政部门。有些国家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也都在卫生部门管,当然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
《21世纪》:现在不是成立了十几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吗?
朱庆生:本来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现在弄到好多部门加入,就要费更多的劲。这个行政成本就大了,效率就要低。从现在协调小组看,一个问题的沟通,比以往更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做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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