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龙：天津从没有在沉睡 天津一直醒着

　　直击天津代表团小组讨论会，戴相龙说，天津从没有在沉睡—

　　“天津一直醒着”

　　□本报记者 赵 蕾

　　戴相龙的追问

　　“我们天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78．92岁，上一年是77．33岁。”

　　“上海是多少？”

　　“上海过80了。

　　“北京呢？”

　　“在我们前面，我们天津排第三。”

　　“日本是多少﹖”

　　“日本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大的，有80多岁。”

　　“天津现在的数字有多少是因为交通事故减少引起的？”

　　“孕妇生产死亡率去年是多少？降低了多少﹖”

　　天津市长戴相龙一边追问，一边专注地听着坐在斜对角的代表报出的各个数字，一边迅速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这个指标很重要。”戴相龙顿了顿，“不仅牵涉到医疗卫生水平，其中还有治安、交通事故等等，是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

　　“现在自杀的也多。”另一代表接话，“像咱们天大、南大，就经常听说有自杀的，大学生心理压力太大。”

　　“那学校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戴问。

　　“有建立心理辅导中心的，让心理医生进行辅导。”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同学议论说，那个人是去过心理辅导中心的，对他有看法？”戴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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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我插话插得多了，你继续吧。”戴相龙略带微笑，语速平缓。

　　3月6日下午，天津代表团第二小组共二十多位代表在京西宾馆西楼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原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李亚力、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都在这一组。

　　讨论中，市长戴相龙是核心人物，无论谁发言，都会特别专注地望着他，生怕漏掉一点信息，他不停地做着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和计算。尽管戴相龙并不愿意被称呼为“金融市长”，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已经实证化、异常缜密，这在中国目前党政一把手中，风格尤为特别。

　　两会上的“博弈”

　　如何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偿和其他形式的优惠措施、争取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小组讨论会上的重点。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家纳入“十一五”规划，天津本身的定位也被国务院重新调整为“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中央对天津在下一轮发展中的厚望由此可见。

　　多个数据显示，天津滨海新区一直是天津经济增长的引擎。去年，整个新区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

　　这座距离北京仅有130多公里的北方港口城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造了民族工业之春，当时它的轻工业是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翘楚。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津一直在首都北京的迅猛发展下默默前行。

　　对于长期生活在天津的侯自新来说，天津的发展很多都是看不见的，但却是基础性的。“像地铁、旧城改造、我们学校旁边河流的整治，都投入了很大的资金。”侯希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能给天津的发展打破沉寂。

　　3月9日天津代表团分组审议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财政部派员旁听了戴相龙所在这一组的讨论。

　　戴相龙向各位代表介绍说，在为滨海争取税收优惠政策的时候，得知两税合并大局已定，这样一来，争取像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那样的外资税收优惠意义并不大。“看看在其他方面，中央能否给予财政性补偿，”戴说。

　　在两税合并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向地区倾斜。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受惠最多。而这次会上审议的“两税合并”使滨海新区未来在吸引外资方面没有了特别的优势。小组讨论时，个别代表的情绪比较激烈，“为啥轮到咱们天津就没这个优惠了呢？”戴在一旁笑笑说，对这几个地区还有个过渡期、交流情况、反映问题并尽可能通过人代会的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求有效解决办法，是每个省份代表讨论会上的主题。

　　戴相龙对每位代表提出的建议都心里有数。会议间歇，他走到一位代表跟前，跟他说：“你刚才提的船舶特别登记制度，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天津从未睡去

　　去年，《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醒来了，天津”一文，该文说：“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似乎一直都在沉睡之中，但现在，这座城市的领导者们在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带领下，正在将它从沉睡中唤醒……”

　　小组讨论中场休息时，本报记者和戴相龙提起此文，戴相龙提高了音量说：“天津一直是醒着的啊，不能说现在加快发展了就说以前是在沉睡，否定以前的发展，这怎么行啊？这是很不对的！”

　　天津和北京、河北等同处渤海经济圈的几大省市的关系依然为外界所关心。尽管中央对京津调整了城市定位之后，一个打“政治文化牌”，另一个打“经济生态牌”，但京津如何从根本上打破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在侯自新看来，也非朝夕之功。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是，与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的比较中，天津优势在哪里？戴相龙回应：“我早说过，浦东新区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早，我们天津要向他们学习，利用自身条件更好地发展。”

　　滨海新区愿承担

　　更多改革任务!

　　3月6日，在人代会召开期间，天津市长戴相龙就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试点若干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金融改革试点进展如何

　　记者：金融改革作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亮点，它的目标和重点是什么？

　　戴相龙：金融改革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首要任务，国务院20号文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金融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办好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基地。依据全国金融改革工作的部署和天津的实际，金融改革围绕直接融资、金融企业综合经营、外汇管理体制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行。

　　记者：扩大直接融资的改革进展如何？

　　戴相龙：经国务院批准，我们已经进行了产业投资基金的试点。去年底我们成立了由6家出资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第一期已经募集了60．8亿元人民币。同时也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是中国银行的行长，总经理是从香港聘请的专业人士，以后我们还会发展各种投资基金，比如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等等。

　　记者：产业基金在中国是很新的尝试，还在探索和试点阶段，在你看来，滨海新区试点产业投资基金的优势是什么？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经历了很艰难的过程，你觉得这个突破有何意义？

　　戴相龙：滨海新区有三个优势，一个它已经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投资的需求很大；其次，天津曾经是北方金融中心，有这方面的基础；另外，因为紧靠北京，能即时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国内第一个中资产业投资基金，光是这第一个就足以说明它的突破意义，另外投资方都很有实力，基金的总规模数额很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解决了出资人和管理人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费的确定、绩效挂钩的设计等等最花时间，也是最大的难点。目前我们都解决了，这个搞好了，也可以为以后制定公布产业基金管理法律法规提供实践经验。

　　记者：作为国内首只中资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目前进展和你的预期是否相符，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对它的前景怎么看？您认为产业基金成功的难点和风险何在？

　　戴相龙：我觉得，目前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项业务准备还在进行中，现在还在选择投资项目，目前不存在什么困难。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有一套风险管理体制，和有关投资选择和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目前我对它的前景比较乐观。

　　天津还能做什么

　　记者：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滨海新区在金融企业综合经营方面可以先行，目前有何进展？你怎么看待金融企业综合经营的必要性？

　　戴相龙：企业集团综合经营决定了金融服务的综合经营，另外，金融企业综合经营也是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需要。金融企业综合经营改革的步伐不能太快。我们国家金融业务总的来说还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是天津是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在金融企业的综合经营方面先行先试。现在已经有一批商业银行集团或者保险集团，提出在滨海新区成立全资附属或控股的公司，有的银行在天津成立投资银行部等等，这些机构有的已经成立，有的正在申请当中。

　　记者：外汇体制改革方面呢？

　　戴相龙：去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批准天津在七个方面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把企业出口所得外汇按一定额度留作存款，其余全部卖给银行，改为意愿结汇，即企业自主决定出卖外汇的数量；把对进出口企业的外汇收支逐笔核销改为汇总核销；跨国集团公司可调度使用所属子公司外汇存款。这样做，更有利于企业的自主经营。

　　记者：有人认为，滨海新区外汇管理改革可能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开辟道路，你怎么看？

　　戴相龙：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创造条件使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历不同阶段。1996年底，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到目前为止，资本项目可兑换范围已经不断扩大，外商投资实行登记即可，外债管理也在放宽，外国投资银行通过设立有关机构也可以从事人民币投资业务。另外，个人购买外汇的额度也大大放宽。

　　但是，把外币换成人民币直接购买股票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意滨海新区进行试点，主要是在逐步放宽外汇管理方面，内容也仅限于上面我讲的几个方面（见上一问答）。随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天津滨海新区愿意承担更多的改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