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外的房奴们

　　家，在国人心中举足轻重，但在HOME与HOUSE之间，越来越多将两者的概念混淆，致使一个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被形式上的家伤害。

　　从2004年起，为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偏大，中央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的措施，调控房地产业。

这一年全国房产总投资同比增长回落2.2个百分点，但房价攀升15.2%。

　　此后的2005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点抑制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到2006年全国两会，旧话重提，在随后掀起的专项整治中，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应声落马。

　　尽管如此，但在2004年到2006年间，房价就像个正处青春期的男生，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一个劲地往上蹿。“房奴”作为一个群体的标签以几何级速度见诸于媒体，并”风靡“全国，热度之高，令人咋舌。

　　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一旦越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可能影响生活质量。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购房人群中，有91.1%选择按揭贷款，其中又有31.75%的月供占其收入50%以上。

　　在房价水涨船高的北京，这个问题尤显突出。一边是有房带来的满足感，一边是沉重的还贷包袱，那些“房奴们”的生活就在欣喜与痛苦之间游走着。

　　单身贵族的“房奴”病态

　　“泡吧？不好意思，我最近晕酒。”“饭局？你请客一定去。”

　　在渡过五年逍遥自在的单身日子后，Sunny自2006年11月买房起就对各式派对挂起免战牌，宁愿蜗居在那空空洞洞的新房里。

　　1.2万元/平方米的单价，60平方米的公寓，在父母支持首付后，Sunny每月需供3000元，这相当于她月薪的一半。生活质量自然随着新房的入住急剧下降，Sunny不敢买衣服和化妆品，也拒绝入咖啡馆、酒吧，甚至少数月份还需母亲的汇款救急。

　　去年毕业的小庄拥有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半年前她有了买房的念头，由于核心区域均价在9000元/平方米以上，她只好瞄准远郊一套50平方米的一房单位，总价20万。在凑钱交了6万首付后，她月供1000元。她从此过上了“房奴”的生活——月供加上物业管理、水电费，以及每天路途长约一个半小时的倒车，她倍感交瘁。

　　“不买不行了。”谈到自己的买房目的，Sunny与小庄有着一致的观点——“恐慌抢购”。首都房价一路飙升，在2006年第一季度期房预售均价为6885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4.8%。一向被认为房价最高的上海被北京反超，北京期房单价要高出27元/平方米。

　　著名房地产战略咨询顾问王志纲认为，北京市场的火热其实是恐慌性消费、超前消费、投资型购买共同促成的。

　　看着上蹿的房价，27岁的魏小君也急了，他看上朝阳一套67平米的房子，房价加契税、基金共80万元，但实际使用面积仅55平米，相当于每平米1.4万元。小君决定选择二手房，在一群财大气粗不施粉黛的购房师奶团中，只用了5分钟就抢得了一套中心区二居室。6500/平米的成交价看似幸运，但楼道漏水漏电、垃圾成堆等成了他后来的心病。一个月后收到传单，48万的贷款如同魔鬼般进入魏小君的生活。

　　一些房奴调侃着说，最让自己欣慰的事是，心态在漫长的按揭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个人抗击打能力猛增。但一个病态群体似已形成。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房奴”成了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孙欲晓接待的一个人群。

　　“我个人接触到的个案就有60多件，占到整个心理咨询人数的10％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购买价格过高的房子而背上高额房贷，从而导致了心理问题或疾病。”孙欲晓说。

　　不过，女房奴与男房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奴役男人的那套房子往往是他为婚姻生活所准备的前提，即使是全部责任和心血也不需要理由；而女人买房常常是额外的，即使结婚后亦也可视之独有财产，房子于她们只是点缀、衬托，与一件昂贵的衣服不相上下。

　　在婚姻与养老之间

　　“每天醒来想着今天还欠银行百来块钱，工作便多了一种无形的压力。”35岁的徐天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小职员，赶巧他2005年买了一套总价67万元的住房，首付30万元，月供2500元，这相当于他月薪的三成。

　　当生活慢慢演变成欠债还钱的机械化运作中，徐天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消费了。1998年，毕业后留京的徐天和他女友还租住在中关村，一个40多平米的一居——马桶长期漏水，厨房油腻不堪，遇上大节还会停水停电。直到2001年徐天准备结婚时，才发现北京四环以内已经没有他买得起的房子。

　　官方数字显示，2001年和2004年，北京平均房价上涨3%和6.7%，均价已达4700元左右。但这个价格只相当于京郊几个区县的销售价。到2005年，房价再次飙升20%。徐天的婚期随着房价的涨势拖延至2006年——已经不能再等了，徐氏全家举债淘了一套尾房。

　　这个入住不到半年的新家位于北五环之外，一进门以为走进了刚搬空的房间——20多平方米的客厅只摆放了一张布皮沙发和一个旧式电视机，而两个客厅各横一张简易床。因为供房的压力，徐和女友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冰箱和洗衣机成为其新居的两大件。

　　32岁的胡飞顺也赶上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高企不下的房价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他与女友面前。胡说，这个年纪的男人在择偶问题上成了鸡肋人群，比青春活力不如少男，比物质基础难敌成熟男士，他们自封为“半成品男人”。

　　在2006年岁末，胡飞顺总算拥有一件成品——购置一套商品房。这着实是个异常浩大的工程，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三块，一是房子的地段、价格、日照、物业等，二是小区的交通、配套、教育与未来规划；三是个人收入及家庭可持续性发展等。

　　为了向女友表现足够的诚意，并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胡飞顺决定买新房。同时考虑到个人性格决定自己似乎没做暴发户的命，胡飞顺决定一步到位买下一套三房两厅。

　　那个原本颇有消费能力的时尚青年，买房后开始异常关心时政新闻，尤其注意宏观政策、城市规划、银行利率等，并时不时市侩地计算一些公式化的数学题。

　　30-40岁正是人生和事业的稳定期，这一群体作为购房主力，同样面临着生存压力：房贷、医疗、子女的教育费用和父母的养老费用几乎压得他们难以喘息。甚至有人说，高企的房价导致更多的丁克家庭出现，为举男生育大计的最大功臣。

　　“我们养房，谁养父母？”购房者这一朴素的说法，也获得互联网一项统计的支持——77.9%的人认为房贷还款负担太重，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对于那些在爱情或婚姻重压之下的“房奴们”，生活还存在另一个隐忧是，必然导致储蓄的下降。但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老龄社会提前到来之时，人们又必须留出部分积蓄以备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不时之需。

　　2006年9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当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购房热情继续减弱，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比较悲观。

　　“移居房奴”的另类期望

　　——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在北京郊区买了套房子，交款那天我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家里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您！”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据《北京晚报》报道，有着同样命运的北京房奴高达10万人。

　　在一些老北京的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子商品化初期，五环的房子每平方米也不过几百元，却没什么人买。大家都说，房子是外地人买的。

　　那个年代风行的潘美辰的代表作《我想有个家》，除了歌词的表面含义外，还应合了同一时期香港房价的猛涨！

　　67岁的田三爷原本住在临近什刹海的鼓楼大街，2004年的一声拆令，田家祖居三代的平房消失了。手拿着15万拆迁补偿款，田三爷在三环内找不到价钱合适的房子。那时河北燕郊——一个距离天安门以东30公里的小镇——的开发商找上门来，推销他们的房子。

　　这个历史上的“天子御驾行宫”和京畿重镇，既没有屁孩们喜欢的麦当劳，也没有生活所需的购物广场和大超市，但目前已聚集了来自皇城的10万移民。他们出走北京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两地天壤之另的房价，还在于那个意在打破行政区划的融城蓝图。

　　北京市总体规划称，2010年新城和小城镇及城镇组团人口大约要容纳930万人。像田三爷这批从中心城迁出的第一批移民，已散向京郊各区县，以及河北燕郊、涿州等地。

　　那些河北的房地产商说，与北京通州区一河之隔的河北廊坊市燕郊开发区是买房者的天堂。更有戏言称，从燕郊出发三十分钟就“上天”——距离首都机场25公里；两个小时可“入海”——距离天津120公里。

　　燕郊一位置业顾问的业务记录显示，北京人在燕郊买房多数选择80到110平方米的中等户型，既有退休的老年人，也有不少上班族。每天早上930中公交一到，即可直通国贸。

　　燕郊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永宏称，燕郊八成商品房都卖给了北京人。而在河北涿州，房地产管理科的登记数据显示，近年来该市每年都有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被北京人买走。

　　2000年以后，涿州完成了与北京的“三通”，即通010电话、通北京公交车、通北京电力。而涿州本地的有线电视也已被北京的歌华有线收购。

　　不过，久居远郊的上班族在跑了四五年后发现，尽管两地相距数十公里，却仿佛生活在互不干涉的两个世界。田三爷说，虽然北京的气息可以渗透于这些近京地区的方方面面，但“疑似北京”的生活氛围无法拉近两地的心理距离。

　　家居燕郊在京上班的刘子奇说，虽然和天安门只相隔30公里，但燕郊的生活方式像是放慢了一个世纪。他已经习惯在北京生活、消费，他喜欢那里的都市气息，但无法带回家。

　　在过去五年里，刘子奇每天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去挤时常超员的930路公交上班。偶尔，他会在城里和朋友聚聚，但一定不能太晚，因为错过最后一班车的代价是花近百元打的。

　　更大的隔阂还体现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由于医疗保险没有对接，刘子奇每次还得回京看病，这对他那个上有老下小的家庭，无疑是种漫长的焦虑。

　　这是那些新移民心中最难逾越的魔障。“在昌平大兴买房，他们从未觉得离开北京，但是在燕郊，即便那里离国贸是如此之近，那也意味着不再是‘北京人’。”一位在通州买房的北京人说。他的小区与燕郊仅有一河之遥，却仿佛隔着千山。

　　他们如此富有，我们如此穷

　　隐藏在东长安街的一处小公寓楼，2006年春节迎来了一队特殊的客人——由北京和河北两级纪检部门组成的一个特别专案组。不到一小时，他们在一个仅50平米的公寓内搜出3000万元现金，这个数字是多名银行职工历时一周方才点清。房子和现钞的主人叫李涵静——一个年近六旬的女人。在另两处房产内，专案组冻结了这个依靠倒卖配额致富的富婆的过亿元资产。

　　对“房奴们”而言，这不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有人自嘲着说，他们如此富有，我们如此穷，这个世界只不过如此。

　　“，小一位朋友前不久告诉我，有位餐馆老板想现款购买他们公司的豪宅，大约300多万元的三居室。这位企业主已经买了10多套房子。

　　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里，外地人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北京为例，大客户在京城急剧增多，山西佬和温州客尤为突出。在2005年下半年，北京建外SOHO接近10亿元的销售额中，50％由山西商人贡献，最多一人一次性买房12套，花费6600万元。

　　北京房地产信息网数据显示，2004年外省个人在京城置业投资达到220.88亿元，这个数字据称逐年上升。而腰缠万贯的大客户中山西客户的比例独占鳌头，有人预测甚至要大于北京本地大客户。

　　浙商对北京房地产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温州商人。地产顾问李忠评价，“温州人讲投资，山西人讲置业。”

　　在戴德梁行泛城项目部的总监岳锋钢眼里，除了李忠所述区别，温州人的团购具有比较大的资金链组合，是有组织的行为；而山西人的购买多是一种独立的个体行为。

　　周晓东，一家公司白领，他将其购买房子的区域定在四环左右，交通方便，单价7000元/平方米，总价60万左右。但逛完2006年北京春季国贸房展会后，他发现四环左右7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几乎绝迹了。

　　一次在东四环外的星河湾，周晓东被这个1.6万元单价的楼盘吓住，但当日同在现场的几名外省官员，正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并无掩饰地付了全部盘款。

　　实际上，在温州与山西购买团之外，还有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各地官员购房团。“太多的官员想到北京买套房子，房子要得大，而且都是现金支付。”曾经在主语城公寓、凤凰置地等高档楼盘做过销售的一名人员私下介绍。

　　在此背景下，那些工薪阶层自然成了住房的奴隶，也是消费的奴隶。他们被裹挟进了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搅动的漩涡而无法挣脱，被迫以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加入抬升房价的合力之中。

　　20余年的改革开放，贫富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有人说打压楼市的方式最好是让资金流入股市。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的错误——股市在上海火了，而房价在北京等地疯涨。显然，20余年形成的贫富鸿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填平，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亦非劫富济贫。

　　就在2007年元月一部名为《房奴》的电视剧正式获得国家广电总局的立项公示。而在即将召开的2007年全国两会，针对楼市的新调控政策，不仅是房奴们关注的焦点，亦为本届政府急待求解的难题。

　　（钟文）中国网专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