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深喉 一个人的战斗？

　　因揭露自身行业“潜规则”，一些举报者陷入困局

　　点睛

　　上周，福建三明市的一段“夺命河堤”，让3月的春天蒙上了一层悲色。央视3·15晚会上，一位母亲为了自己被淹死的女儿，接连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段已经夺去20人性命的危险河堤，所要求的不过是将河堤修缮一下，以免再吞噬更多生命。

然而她遇到的全是推托和冷漠。这位母亲，让我们再次想起那些勇于揭开冰山一角、使民众得以窥见一个个行业黑幕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当初站出来的勇气，消费者的知情权，也许仍沉埋冻土。然而，揭黑却使他们自己押上了个人财富、荣誉和安康，包括前程。在揭黑之后，他们有的离开了原有的行业，有的在寻找自己理想的着陆之地。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掷地有声地说：“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而今，我们关注这些“深喉”命运，就是希望正义与他们同行。

　　2007.3.12-3.18

　　对那些不顾个人利益，挺身而出，向新闻媒体或有关部门揭开本行业内部种种黑幕的人，我们或许都可以称他们是“深喉”。他们的存在，给我们社会一种感召和鼓舞，也给我们带来良心的压力，让很多人尴尬，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在揭黑的艰难道路上，他们总感觉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在这个春天的“3·15”里，我们关心这些“深喉”的命运，尝试折射举报者所面临的人生困局。

　　A

　　邬敬民同行骂我是小人

　　“小人，自己赚够了，踩着兄弟们的尸骨往上爬。”他想起了一个同行的不满，不由苦笑。

　　从2005年底开始，深圳导游邬敬民有感于旅游行业规范管理问题，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现身说法，以真名发表文章《叫我如何不宰你———一个导游的自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文章中，他大胆披露旅游界存在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如低团费、导购陷阱，并分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2006年5月，央视“面对面”对他的采访播出后，反响强烈。

　　一年多来，落寞是邬敬民的常态。2006年，邬敬民提出的品质旅游，从上到下，无人应对。整整一年，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混不下去了，刚毕业的小姑娘都超过了我。”“小人，自己赚够了，踩着兄弟们的尸骨往上爬。”他想起了一个同行的不满，不由苦笑。

　　在邬敬民苦于找不到品质旅游的着陆点时，云南丽江橡树园客栈老板沈恒林打来电话。2006年9月16日，由沈出费用，邬敬民来到丽江。邬和沈一致认为品质旅游可以从丽江起飞。“刚开始想彻底改变这个行业，以为这个想法好，可以得到从上到下的支持。现在只想引导中国的品质旅游。”邬不再语气激昂。一年多的经历，让他明白了现实的困难。“我太孤单了，压力好大。丽江太远了，一家人想见面都不容易。”

　　B

　　王雪原“反正是下岗了”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王雪原，曾经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职博士研究生，在轰动一时的2005年“天价医疗费”事件中，就非常典型地扮演了这种“深喉”的角色。这位刚刚年过30的俊朗清瘦的年轻医生，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向媒体与卫生部调查组揭开背后真相。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尽快给公众一个完整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进步，”王雪原说，他因此成了医疗界的“叛徒”。

　　像很多人预料中的那样，王雪原最后不得不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迄今下落不明。“他反正是下岗了，”一位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说，“好像有朋友帮他联系，出国留学进修去了。”这位记者半年以前曾跟王雪原联系过一次，之后再无消息。

　　C

　　陈涛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

　　“有人花10万元要买我的人头”

　　2005年9月，广州“背包党”成员陈涛向媒体曝黑幕，称活动在广州火车站的“背包党”犯罪团伙人数已达2000余人，通过将初来广州的外地旅客骗上非法营运车辆，然后进行敲诈，从而谋利，有人月入上万。

　　消息一出，揭黑者陈涛的命运出现了90度大转弯，他因身份暴露而被人追杀，“有人花10万元要买我的人头”，“他们有十几个人已经到我老家去找了”，陈涛说。他因此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

　　D

　　陈晓兰我也有退缩的时候

　　我这人从小就很犟。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更会坚持到底。可是，有些时候我也真正感到害怕了。

　　陈晓兰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从1997年开始，陈晓兰每发现一种医院里正在使用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就向医疗管理部门举报，为此她被很多医疗从业者称为“叛徒”。10年来，她举报了8个医疗器械骗局。

　　记者：这是你医疗打假的第11个年头了。听说这些年来，你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要到北京去？

　　陈：这次我去，一是给《医疗器械管理条例》的修改议案提点意见，二是手头还有几个在追查的问题医疗器械和问题医院，要向他们反映一下。我算了算，加上这次，我自费进京44次了。去得最多的，就是国家药监局，药监局的官员们跟我几乎都成熟人了，一见面就招呼，“陈医生，你又来啦？”

　　记者：无论是问题医疗器械，还是问题医院，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你面对这些躲在暗处的人，曾经害怕过吗？

　　陈：在1月初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了。那一天是1月5日，上海药监局去协和医院突击执法，我作为监督员，去监督执法过程。我一个人在医院里走动，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贴身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最糟糕的是，我的手机怎么拨110都拨不通。直到几天后，新华社的报道出来后，我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记者：这太危险了。

　　陈：这两年我的处境已经好多了。1996年的时候，医院到处都在传我是“神经病”，传得有鼻子有眼。无论我去哪里举报，对方都用不理解的眼光看我———谁会认真听一个神经病说话呢？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市委、市政府对我“予以训诫”。还有一位官员呼吁，要对我进行“政治定性”。

　　2003年，我去北京上访。有人追到火车上来，不让我走，还扬言说，“你到不了北京”！到2005年，情况慢慢好起来。上海市药监局、上海卫生监督所先后聘我为市场监督员，这样我去调查一些问题，就方便多了。一些医疗主管单位的官员，也渐渐地理解我了，知道我没有私心。

　　现在我是很多医院的“反面教材”。他们都拿我来教育医生护士们。跟着医院干，一年能拿多少奖金收入，如果像我这样，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四金，靠亲戚救济过日子，还要贴钱、贴时间，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一直记得一个医学前辈对我说的话。他说，中国并不缺临床医生，但缺像我这样维权、打假的医生。他在业务上能为我分担，替患者看病，但是，他却不能代替我，去做好那些维权的事情。

　　E

　　肖启伟无奈之下背井离乡

　　“我是中国遭受恶毒诽谤与谩骂最多的医生。”

　　有“医疗界揭黑第一人”之称的肖启伟，是又一个这样的“叛徒医生”。在2006年之前，肖启伟还是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一名拿着一份稳定工资的外科医生，而就在他的这一工作岗位上，他很清楚地看到了“医药回扣”问题的严重性，自1998年始坚持与这一现象进行斗争，最终因他的不懈举报，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席卷四川省医疗界的反腐风暴：128人被查办，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一批医院院长、处长、科长落马。

　　肖启伟的生活因此发生巨变：在开江这个小县城里，他成为被群体一再孤立的对象，“在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之下”，只得选择背井离乡。“我是中国遭受恶毒诽谤与谩骂最多的医生。”肖启伟说。

　　他们流过血别让他们再流泪

　　专家呼吁应尽快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

　　“我国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如是说。作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仅有的对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却由于责任不明，谁都应该保护，实际上可能谁也没有保护，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没有相关的机构去保护；至于证人的经济补偿、豁免权、特免权等许多证人的权利问题，目前都没有可操作的法律规定。

　　当代中国反腐败的脊梁，应该包括这些嫉恶如仇，义无反顾，“舍得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的举报者。

　　当权力之间结成利益集团，任何想挑战这个集团成员或者他们所奉行的“潜规则”的行为，都会被视为一种挑衅，必将受到他们有形的、无形的、直接的、间接的报复。表面赞许，实则冷落，就可能是一种非直接的“软报复”。举报人虽然最终赢得了胜利和公众的尊重，但委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至于有的人再也不愿做举报者了。

　　举报者的鲜血不能成为腐败的润滑剂，他们的鲜血，应该是社会民主、政治清明和贪污腐败减少的助推器。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正气，保护人民利益。

　　早在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有159名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制定“举报法”，以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构建证人保护制度，已成为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确立证人的法律地位，保护证人、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包括“隐姓埋名的生活”的权利。只有立法到位了，举报人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本组稿件综合南都周刊、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光明观察、燕赵都市报等

　　评论

　　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感召和鼓舞

　　曾经有个电视台的朋友采访我，让我谈一谈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看法。某晚，一名自称姓肖的“嫖客”(姑且这么称呼他)，冒雨赶到当地派出所，声称自己在准备嫖娼时，那名卖淫女模样的小女孩忽然跪地叫他“大哥”，哭诉说她原在广东打工，被人骗至泉州惨遭轮奸，强迫卖淫，求他捎口信向警方求救。

　　肖先生交给她50元嫖资后，便匆匆赶去报警，民警根据其提供的情况，捣毁了淫窝，解救出受害者。朋友让我评价一下，这个“嫖客”是不是英雄？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而且称得上了不起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跳进水里救人的英雄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大的触动。因为他的挺身而出更加需要道德勇气，在他做出的选择背后，制度几乎帮不了什么忙。

　　在我接到的举报中，最典型的就是虎头蛇尾型，比如天价医疗案之后，我收到了一批关于医疗问题的举报，其中一封来信对我影响很深，他告诉我他自己是一个三甲医院有正义感的医生，他上来先劈头盖脸地批评我们的节目太浅薄了，他说，“一个大款花几百万元给老爸看病算什么呀？我们这里很多退休没退休的领导干部，一住院就是几十上百万元，这可是纳税人的钱呀！这里面的黑洞更大！你们怎么不管？”我给他回了一封信，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介绍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他说自己家里有老婆孩子，不方便。我又给他发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匿名接受我的采访，或者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探询的采访线索和证据。这位有正义感的医生再也不理我了。

　　甚至不乏这样的人，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都不敢站出来维护，比如某地几个被拆迁的群众找到我，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遭遇，末了要求我，“你们自己去调查，千万别说我找过你，我们可不敢接受采访啊。”

　　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感觉到，当不义发生时，不同于在网上匿名发议论(尽管这也需要责任心)，而能够负责任地挺身而出说话的人是多么稀缺的物种。

　　他们的存在，给我们社会一种感召和鼓舞。作为一个记者，我尊敬那些挺身而出的人，即便我知道他有缺点，即便他也有自己的目的，他们仍然是社会的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选择了做正确的事情。郭宇宽

　　声音

　　“硕士点钞，本科生能做什么”

　　———人大官员批评就业歧视现象“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

　　———身患癌症的28岁宁夏女孩李燕请求人大代表递交安乐死议案。

　　“只要豁得转，谁也告不倒我”

　　———一署名为贪官的向全国记者寄贺卡示威

　　“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

　　———贵州省长林树森认为，政府是管不了商品房价格的，商品房不可能依靠人就让它便宜下来，所以要“赶快买”。

　　“制止沙尘暴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没有沙尘暴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

　　———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一语惊人，称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事件

　　17日，央行决定，从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分别上调0．27个百分点。这是央行2007年首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

　　近日，黑龙江海外集团总裁李宝宇突然放弃总资产4.5亿元的企业，将资产全部留给了1500名员工，到海南某处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