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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祖康饶有兴趣地浏览《欧洲经济时尚导报》新刊。（《欧洲经济时尚导报》供图） |
中新网4月3日电 德国《欧洲经济时尚导报》记者日前在日内瓦专访了即将赴纽约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职务的沙祖康。这篇专访全文如下：
在日内瓦，中国的“沙将军”那是大名鼎鼎、声蛮国际。坦率直白，辞令尖锐、大胆敢言，一改人们通常对外交官的固有印象，俨然一位驰骋疆场的威风将军。这“沙将军”的名号一经出口，即刻为中外人士认可，津津乐道。
欣赏沙祖康，并不是基于他的名气。这些年在中国与世界的多边事务中，其所充当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直让我有走近他的冲动。
中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两个职位更喜欢哪一个？临近退休的年龄，受命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个归宿，还是新的起点？……等等，面对记者的提问，沙祖康铿锵有力、行云流水、妙语连珠。
“尖锐的问题，没关系！不尖锐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谈。说不说是我的事，但作为记者就要什么问题都能摆出来。你随便问，我随便讲，咱们说到哪儿就算哪儿！”沙祖康大使在回答提问之前，先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导报》：37年的外交生涯，您主要经历了哪些工作阶段？
沙祖康：我的外交工作经历，一共37年，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部分为“双边外交”，第二部分为“多边外交”。从1970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直到1985年，这15年从事双边外交。1971年被派到英国学习和工作，我是文革间第一批被派到国外学习的外交官；73年回到中国，先后被派到斯里兰卡、印度工作。85年后回到了外交部国际司，开始从事多边外交，工作重点是国际间的军控、裁军问题；88年被派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主管“政治、军控、裁军”的联大第一委员会工作，1992年回到国内，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95年初赴日内瓦任中国裁军大使；97回到外交部，创建了“军备控制与裁军司”，任第一任司长；2001年，来日内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
外交工作做了这么多年，基本上什么都干过，办公室、领事、侨务、文化、宣传、新闻、调研、贸易等等；多边工作中主要是裁军、军备，最近几年主要是经济、社会问题，参与制定多边国际规则。
《导报》：即便您坐到今天的位置，一些人士对您的工作风格仍有异议，“另类”、“不守规矩”这样的字眼也能听到。在您的概念中，什么才是一个外交官应当谨守的规矩？
沙祖康：我觉得作外交官没啥“规矩”，也不应该有啥“规矩”。我个人的风格和大家确实不一样。一般来讲，中国外交官给人的感觉是：面带笑容、温文尔雅、见人只说三分话、嗓门都是不高(“沙将军”大笑)、有意见也不说、受委屈也要摆出一幅笑容……给人总体的感觉“Mysterious”。37年中我听到很多反应，认为和中国外交官交流是很困难的、深不可测、揣摩不透，非常神秘，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别人回去想半天也不明白。如果说这是中国传统外交风格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应该改一改。
外交官的任务是什么？我理解主要是“沟通”。宣传自己、了解对方、增进理解。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谈上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妥协的、哪些是可以商量的。当然，个人的风格可以因人而异，但还要遵守外交原则、纪律，还要考虑对方的风格特点。对于一个热情的对手，我当然不会冷淡；而对一个蛮横的角色，我就会强硬到底。风格是可以随时变幻的，我也不是在任何时刻都那么剑拔弩张、直来直去的。今天我和你谈，我就可以很坦率，我喜欢你们这个报纸，觉得办得不错，所以我可以和你直抒胸臆地探讨问题；而面对一个不了解、甚至还有敌意的媒体，那我绝对会另外一种态度。
外交官也一样，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模式化、公式化、固定化。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不管什么风格，温和也好、坦率也罢，坚决执行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
《导报》：“不辱使命”是同胞对您的肯定。30多年来没有失利过吗？或者，有感觉不如意的地方吗？
沙祖康：我即将结束为国家直接服务的外交生涯，按规矩也要写写“述职报告”。我可以更坦率地讲，在我为国家服务的这个阶段，我没有犯过什么政治性错误，较好地执行了国家政策，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办的任务。
《导报》：从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到今天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在别人看来是“平步青云”。您凭的是什么？
沙祖康：什么是“平步青云”？有必要界定一下。第一我不算“平步”，第二也没有“青云”。37年中也是一路坎坎坷坷、并不顺当。我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了我并不可能太顺当，碰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发表个看法，而且从来不刻意迎合别人的观点。所以可以想象，我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平步青云”那可算是奇迹了！(沙大使自我解嘲地笑)
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我很感谢祖国对我的信任，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总体来讲，外交部的环境比较公道，对干部的评价和任用是比较客观的。我沙祖康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发展、甚至还“平步青云”，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
至于我为什么能成功，一是外交部风气好、祖国信任，二是我人也很努力，三是我有一帮真正的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沙祖康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朋友们最真心的帮助；沙祖康付出了坦诚，也收到了坦诚的回馈。
《导报》：临近退休的年龄，受命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归宿，还是一个新起点？
沙祖康：我还从来没考虑过，这是归宿、还是起点。问题很好，或许我应该考虑一下。将近花甲，我的外交生涯要打一个句号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归宿。
联合国副秘书长，完全是一个新的岗位，要面临新的文化，应对新的环境，从这里讲，当然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导报》：过去代表一个国家，现在则要平衡全世界。您将怎样完成这种角色的转变？
沙祖康：我每天都在准备，每天都在调整。这不仅仅是我沙祖康的问题，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官员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潘基文秘书长本人，他需要的调整恐怕比我还要大。但目前情况不明，心里没底儿，所以更多的是担忧，更多地考虑怎么能把工作做好，这还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嘞！
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我需要一段时间，尽早、尽快地了解情况、适应新的工作。很多人以为我很聪明，实际我傻、我是“笨鸟先飞”、能吃苦。为国家工作，要守国家的规矩；到联合国工作，当然就要守联合国的规矩。我正在学习《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公务人员守则，我将忠实地执行这些规矩。
《导报》：中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两个职位更喜欢哪一个？
沙祖康：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我还是喜欢当中国的大使，这一点很明确。我做梦都没想过，会让我去当副秘书长。我觉得当大使比较“威风”，“威风”就是你可以代表国家在外界舞台上驰骋，去宣传我们的国家，维护我们的正当利益，比较潇洒。所以我就喜欢当大使。但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也变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很大。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中华民族也该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很值得的。
《导报》：您觉得“中国外交”是否存在弊端？
沙祖康：37年中，我目睹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善良的、厚道的、公正的、包容地、有原则的“长者”形象。所以我由衷地热爱外交事业，除了对国家的感情外，那就是我欣赏中国的外交政策。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这在中国的外交中都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世界上的小国、弱国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这一点也符合我自己的个性。
对于“中国外交”，我还真挑不出来什么刺儿，如果我要觉得不好，可能早就不干喽！。
《导报》：作为中国外交官，您代表国家利益屡次同美国交锋。时过境迁，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您对美国将持何种态度？
沙祖康：联合国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机构。在192个成员国中，因为经济发展、军事力量、文化背景等等差异，在联合国中的利益也是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但必须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联合国宪章》上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实际上美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从联合国角度出发，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增进同美国的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这不是喜欢与否的问题。至于我自己，重视和尊重，并不等于赞同和欣赏。
《导报》：作为在欧美冲锋陷阵的外交先锋，怎么看待中日关系？
沙祖康：“中日关系”必须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国家关系和个人关系有相似之处，时好时坏。这样来看，中日关系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总的来讲，中、日两国是邻居，有记载的交往已有2000多年历史；近、现代中日关系不好的时期，前后加起来也不到百年，在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
另一个角度来看，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中国再能，也不能把日本撇到月球上去；日本再富，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中国赶走。地缘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友好相处。
其三，远亲不如近邻，搞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而不是单方的恩赐。“友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为了睦邻友好，双方都应该放下包袱，处理好分歧、冲突，努力去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怨恨。对于历史的认识问题，德国在欧洲能够赢得尊重就给日本做出了榜样。日本应该清醒，早一天正确认识、早一天会好。
《导报》：欧盟对华武器禁运问题，始终意见不能统一。您估计，还有多少路要走？
沙祖康：首先，“禁运”是不对的，错在欧洲。第二，解禁不解禁，老实讲，对中国毫毛无损！(沙将军振臂一挥，上来了点脾气)中国的发展，也不指望从这里买多少武器；老实讲，它也不会卖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对它没有奢望。第三，尽快地解除，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歧视性的做法。中、欧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情况下，还搞个武器禁运，与这种大背景是不协调嘛！早点扫除这个障碍，对双方都有利。
时间问题，我不是算命先生，主动权也不在我们手里。欧盟内部意见不统一，太平洋那边还有个美国“老大哥”，中国边上还有个日本“小兄弟”，时常发出一些杂音。但应该提醒欧盟的是，“哥们儿意见”参考一下是可以的，完全跟着人家跑那是没出息的！
《导报》：“美国闭嘴”、“银河号”等几个经典话题反复被媒体引用，您是否喜欢媒体及公众的关注？
沙祖康：媒体关注我，这是个事实。一般来讲，外交官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关注。这是好事、坏事，我还说不清楚嘞！老话说“枪打出头鸟”，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
但我必须借你们报纸说一句：我特别感谢媒体！他们对沙祖康褒奖很多、也有批评，但无论褒奖还是批评，我都非常欢迎。而且，我注意到，媒体都是实事求是地报道，没有歪曲。另一个角度来看，媒体的关注就是对我的监督，我必须考虑到形象、影响，必须更努力搞好我的工作。再者，媒体的关心不完全是对我个人的关心，也是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关心。我喜欢和媒体交朋友，通过他们来向人们宣传、介绍中国的外交进程。
《导报》：工作上个性鲜明、具有挑战性；生活中，都有哪些兴趣和爱好？
沙祖康：首先，喜欢交朋友，真心地对待每一个人。外交官也是人，都有喜怒哀乐。为朋友，我沙祖康“两肋插刀”，讲义气重感情，这个没话说！当然，我说的“两肋插刀”并不是对所有的人，你贪污腐败，我能和你讲义气吗？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对于同有报国报民的愿望、志趣相投的人，我当然待为知己；对于水平低、觉悟差的人，我则敬而远之，但不会伤害别人。周围的同事、朋友，和我的关系那是相当好的，不是像人家想得那样，好像沙祖康到处放炮、到处打仗！(极为爽朗地笑)
我没有太多的爱好，有的健康、有的不健康。比如爱打球，乒乓球、羽毛球，年龄大了就改打网球了；另外我喜欢游泳，此间还有很多我畅游日内瓦湖的佳话！2004年日内瓦举行瑞士国庆招待会，各国使节嘉宾都在日内瓦湖的游船上，我去打招呼握手后就溜了，在车上就换好了游泳裤；当使节们在游艇上正高兴时，我在水里向他们挥手致意，船上的高官们惊异地欢呼。别人问我离开日内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就回答：不能在日内瓦湖游泳了。
坏习惯就是喜欢抽烟，37年就抽一个牌子“红双喜”，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应该感谢我！(爽快地大笑)。至于抽烟的数量，抽得不少，在今天禁烟的大环境下，还是不要透露了。别人问我，联合国是禁烟的，去了之后怎么办？我说：不能抽就不抽呗，至少在联合国的大楼里不抽；要抽，我就坐电梯下来抽！
酒？虽然是南方人，酒量还可以，没事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喝两杯。
我理解的外交官就应该是这样，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有喜怒哀乐，有兴趣爱好。外交官也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供稿／德国《欧洲经济时尚导报》；本文作者：范 轩，系德国《欧洲经济时尚导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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