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被告曾延华

　　被告曾延华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但这个系统要自我遮盖，它容不得你站出来。”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7年3月19日，下午6点半，背上塞满出庭资料的深蓝运动挎包，曾延华迈出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

初春的深圳早已转暖，这个城市人流汹涌，曾延华一个人转悠着，到路边吃了个快餐，6元钱，然后，他决定坐大巴回家。

　　这天下午，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美籍华人医生曾延华与同科室医生陈建良的“名誉侵权”之争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二次开庭。

　　2006年10月19日，《新民周刊》率先报道了曾延华与陈建良的“名誉侵权”之争，曾延华以实名投诉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声讨其同事兼上级——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临时负责人陈建良，其后陈建良一纸诉状，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曾延华告上法庭，2006年9月22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延华赔偿陈建良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曾延华败诉。

　　半年之后双方再度对簿公堂，此案已成媒体关注焦点。在当天的法庭调查阶段，曾延华的发言多次被法官打断，要求他讲话要“围绕名誉侵权”；在将近一小时的法庭辩论中，原被告二人针锋相对，都姿态强硬地拒绝了庭外调解。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争端

　　54岁的曾延华高且瘦，一副大大的眼镜遮住半张脸，大嗓门，浓重的武汉口音。

　　3月19日，凌晨4点曾延华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中午时分，他冲了个热水澡，为了保持清醒。

　　当天出庭的陈建良一身深色西服，面色平静，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在陈建良代理律师梁赤看来，当前处于“风口浪尖”的陈建良肯定会有所顾忌，“尽管我对这个案子抱着有很大的信心会赢，但他还是比较慎重”。

　　1990年，从同济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的曾延华被分配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从1993年开始，曾延华开始了在德国、丹麦和美国的大学与医学院长达12年的海外学习、研究生涯，直至2005年3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理和神经外科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曾延华再次回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任副主任医师，就在同年10月，曾延华取得了美国国籍。

　　曾延华投诉的对象，44岁的陈建良，1992年由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至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2005年7月，陈建良被院方指定临时负责主持科室工作，身为主任医师的他同时任暨南大学医学院硕导与华中科技大学兼职博导。

　　一切的争端缘于曾延华发布的一篇网文。从2006年4月份开始，曾延华将一封实名投诉信公布于互联网，标题长得吓人，为“谁来切实管管医疗行业的医疗质量，医疗法规执行，技术论文造假和医疗乱收费？一个美国博士回国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医疗实名投诉无门的经历”（以下简称《谁》文）。文中曾延华直指同事陈建良在2005年1月至12月期间的7例动脉瘤夹闭术死亡6例，死亡率为85．7％，他措辞激烈地称这是“恶性的医疗效果”、“奇高的医疗死亡率”、“所有神经外科大手术，他都心里没有底，都敢开，都不怕病人死”，曾延华的文章引发各网站相继转载。他的行为被同科室的一些医生认为是“一个人和一个系统的斗争”。

　　曾延华反映的陈建良的4个问题是：学术造假，用造假的学术论文换取职称晋升；动脉瘤夹闭术7例死亡6例，死亡率奇高；违规处理病人；乱收费。从2006年2月14日开始，曾延华分别向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市信访办、深圳市人大、深圳市卫生局、广东省卫生厅等单位递交了实名投诉信。“我向医院反映，医院一直没人管。之所以投书网络，是我在历经一年投诉无门的无奈之举。”曾延华感叹。

　　但就是这篇文章，让陈建良感到把他“从一个好好的医生变成了杀人犯”，“对我的身心健康、名誉和工作都造成了极大损害”。他将曾延华告上法庭，指控其“侵犯名誉权”。

　　陈建良的代理律师梁赤认为，《谁》文有29处使用了侮辱人格的字眼，曾延华在互联网上大面积传播此文，是故意行为而非过失行为；曾延华采取了诋毁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具有主观恶意，“曾延华发表的网文已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侵犯了陈建良的名誉权”。

　　二审二次开庭时的一个细节是，法官提醒曾延华，法院不是审查科学论文的真实性，要求曾延华对其是否侵犯对方的名誉权举证。

　　“我说的全部是事实，我搞不清楚一审为什么会败诉。”曾延华一脸困惑，他不厌其烦地对记者解释那些专业的医学词汇，对其中的很多数据他都能脱口而出，并快速地在一大摞材料中找到它们，一一印证自己所言非虚。

　　签名信

　　一场人事“地震”已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发生。深圳当地媒体报道，2006年12月14至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3次曝光深圳市人民医院乱收费现象，12月19日深圳市人民医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对与事件相关的神经外科副主任陈建良、护士长刘丽君停职调查；12月20日，深圳市卫生局紧急召开全市卫生系统干部会议，通报深圳市人民医院存在乱收费行为，宣布该院院长周汉新停职调查。

　　“曾医生的个性就是做事较真。他向医院、卫生局、人大等相关部门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所以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向网络公开的措施。”年职较高的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裴江（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在裴江看来，曾延华反映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处理与对待，与医院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2006年10月24日下午2点半，深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汉新及相关院领导专程赶到神经外科，召集全体人员开会。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医院做出了暂停陈建良和曾延华医疗工作的决定，医院对曾医生的这个处理我们很有意见，周院长宣布那个决定以前，神经外科全科医生都罢会，10分钟以后才到会场。他们两个人从去年10月底到12月底就没上过班。”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方滨（化名）回忆。

　　2006年10月25日上午9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13名医生集体面交医院业务院长与党委书记一封全体签名信。

　　这份措辞激烈的全体签名信声称：“自从陈建良担任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和科室临时负责人以来，神经外科医疗投诉和医疗事故接连出现。该同志总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故制造事端、制造混乱、浑水摸鱼，此人的人品、职业道德�熞降拢牎⒁搅萍际跛�平、科室管理水平不能服众，科室管理混乱……严重影响了科室的正常工作，并直接导致我院神经外科在深圳市同类行业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神经外科的声誉、和谐、安定、健康发展，我们强烈要求院长、书记及院领导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规定和我院院规对陈建良进行处理，取消其科室临时负责人并撤销其神经外科副主任等行政职务，调离神经外科，尽快还给神经外科一片净土，以示正气。”

　　除陈建良、曾延华、原科室主任吴耀晨与在欧洲担任访问学者的陈叙东以外，神经外科13名医生全部签名。

　　“当神经外科的医生递交了集体签名信后，其他科室的医生都很惊讶，那时矛盾显然已完全激化。”深圳市人民医院一位医生这样评论：“理应珍惜这些医生们说真话的勇气。”

　　“要科室所有医生都签名很不容易，但我们一致认为，让陈建良离开神经外科是为了科室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清净的环境。”医生裴江表示。神经外科医生方滨承认，此前，“谁也不想起头，得罪某个人，反正都有饭吃，没必要撕破脸”，曾延华与陈建良的案子无疑成为不可忽视的“催化剂”，让医生们感到医疗安全与科室的有序环境更为重要。

　　“由于陈建良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较高，他在医院的人际关系搞得非常不好，他就是因为恃才傲物，从上到下，关系弄得很僵。”陈建良的代理律师梁赤向记者坦承。

　　“7死6的高死亡率，对整个神经外科都是直接硬伤。”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这样感叹。

　　“陈建良的手术水平在科室里算好一点，但他的手术水平还不足以成为学术带头人。他的动脉瘤夹闭术7个死6个，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正常。按照卫生局的标准，整体的动脉瘤夹闭术死亡率不能超过5％，就是说成功率应该是95％。”方滨解释，他强调，内地一些医院就规定，由主刀医生负责的单病种手术如果连续死亡3名病人，院方就要让他暂停手术、总结原因，而“我们医院没有这样的监控标准”。

　　“我们的工资差别很小，做手术基本没什么创收，差别主要是奖金。病人多了，治疗得多，用药用得多，他奖金肯定就高。（陈建良）他以前在我们科室就是奖金比较高的，他肯定存在过度检查和治疗的问题，要不然奖金就不可能高这么多。他可能不会太刻意追求，但作为科室负责人，他是默认这样做的。”在接受本刊记者当面采访时，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何文磊（化名）肯定了开单医生与医院的“三七分成”之制度。

　　医生方滨告诉记者，就在2个星期以前，深圳市人民医院走马上任的新院长杨松召开了一个神经外科全科医生的座谈会，“杨院长的意思是，要你们团结是不可能的了，他强调了‘合作’精神。”

　　没有赢家

　　曾延华坐在空无一人的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的神经外科门诊室，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发呆。

　　深蓝色衬衣扎在同色牛仔裤里，曾延华很随便地在外面套了件白大褂。大多数的时间里，他就在这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守候病人的到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曾延华断断续续工作了4年时间，15年以来一直是副高职称，他自称“手术效果跟职称是负方向”。

　　2007年3月20日下午2点半，曾延华终于等到了当天第一位病人，经诊断为“咽炎”。此前曾延华最近的一位病人出现在3月9日，经诊断为“枕骨隆起”，在头部，“算是跟神经外科稍微能扯上点边”，他自嘲，给记者摊开了从2007年1月30日至今的病例记录，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曾延华等候到了24位病人，从内痔、软组织劳损、偏头痛到腹部不适，症状各异。

　　“我现在相当于‘被流放’。把我扔到了这里，我还能呆下去吗？呆不下去就回美国吧。”从2006年6月25日接到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的通知，成为与陈建良的“名誉侵权案”被告以来，将近一年的时间，曾延华的生活完全偏离轨道。从今年1月份开始，“喜欢手握手术刀”的曾延华被院方告知，他将被调离至医院的神经外科门诊部工作，这意味着，除非离开，他会远离手术刀。

　　记者随后也了解到，2006年10月27日，陈建良向医院领导表示要辞职离开神经外科；两日以后，他又向医院领导表示先辞去神经外科代理负责人职务。而从2007年1月3日，陈建良就开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普通门诊部上班。

　　神经外科医生方滨告诉记者，目前院方虽免去了陈建良的神经外科临时负责人职务，但仍保留了他的神经外科副主任头衔，他在神经外科仍有一间副主任办公室，而神经外科的具体工作在2006年11月1日开始由赵永扬医生正式接管。

　　不少神经外科的医生向记者承认有“疲惫之感”，曾延华与陈建良的案子拖到今天，科室内弥漫着一种无力与无奈的感觉。方滨表示，目前对陈建良与曾延华只是临时性的处理意见，“医院的意思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于最终的结果我们还很难预测”。

　　“如果曾医生的举报不是涉及到违规医疗和乱收费的问题，可能他现在的处境不会这么艰难。他什么都没获得，浪费了这么多精力，最终官司还可能输掉。说真话得不到好下场。”医生何文磊感喟，他表示医生们对曾延华曝光“医疗黑幕”没有意见。

　　就医疗系统的种种“黑幕”，曾延华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他强调自己揭开的仅仅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医疗黑幕”的“冰山一角”。

　　对违规医疗与乱收费的取证最让曾延华头疼，他殷切希望，医院能向法院方面提供7例动脉瘤夹闭术病人的病例与乱收费的电脑记录，这些资料都需院方盖章确认，但院方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因此常担心法院不采信自己千辛万苦弄到的“证据”。

　　去年国庆期间，以“一个病人的收费有争议”为由，曾延华在医院电脑室侥幸找到了神经外科一些病人的乱收费记录，“这相当于‘半偷’出来的，医院不可能盖章，后来法院也没有核实。”

　　在一些医生的帮助下，曾延华到医院病案室“借”到了7例动脉瘤病人的病例原件，“我躲在医院病案室外面，把其他医生拿出来的病例原件塞在包里，复印后，赶紧打的到法院，将病例原件与复印件交给书记员，一页一页对完后，又马上打的到医院还回给医生们”，在曾延华回忆中，整个过程很紧张，“我怕连累人家”。记者随后向部分医生求证，得到确认。

　　“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和医院无关呢？！”曾延华反问。

　　深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董日升在两度接受记者采访时态度极为谨慎，他强调，“（曾延华和陈建良）他们两个在法庭上怎么弄是他们私人的事，作为单位我们现在不想介入。因为案件在审理，我们说了以后怕对他们有影响。”

　　记者就曾延华在院内一年实名投诉无门的情况向深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汉新求证，周汉新表示自己现在已不是院领导，“这个事情找其他人了解”。而医院党委书记董日升则直截了当地称“不说这个事”。

　　“这肯定不仅仅是两个医生之间的矛盾，曾医生反映的分配不公平、乱收费、单一病种的死亡率很高、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进行术前讨论……这都留下了医疗隐患，这肯定是医院管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整个卫生系统的问题。如果医院及早重视曾医生反映的情况，就会在医院范畴解决。”神经外科医生何文磊认为院方的解释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对老曾的评价是正面的，像他这样敢于揭露黑幕的人是万里挑一，我们都支持他；但医院刚好相反，因为他把医院的一些东西捅到外面去了，捅了娄子。”何文磊解释。

　　在医生方滨看来，“曾延华这样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有可能他长期在国外，跟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他能站出来。但现在他知道有多难了。”

　　在寂静的夜晚，曾延华对记者讲述自己近一年来的遭遇时，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他告诉记者，他很感谢他的同事，他们常常让他“感到温暖”，同科室的医生能大胆面对媒体，这让他深感自己并不孤独，“他们都是有良知的医生”。

　　他说自己平时为人很随和，现在却渐渐感觉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人监管这个医疗制度，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但这个系统要自我遮盖，它容不得你站出来。”他费解的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法院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收我的新证据？”他询问，表情又倔强起来，眼神渐离阴霾，“总要讨一个说法”，曾延华执意将全部的司法程序走完，不问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