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互相了解不对称 中国的日本研究需扛鼎之作

　　今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和中日建交35周年。中日需要加强互相了解，方可实现持久友好。但事实表明，要做到中日互相了解，仍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以我们的观察，右翼极端的和理性认识历史问题的人皆不是多数，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两端，居中的是“暧昧的大多数”……“暧昧的大多数”导致了一个暧昧的政府，也导致了日本媒体的暧昧，他们更愿意谈今天和明天，而不愿意谈历史。

　　———刘爱民

　　中日媒体需要更多互动

　　刘爱民(央视《东方时空》制片人、《岩松看日本》节目制作人)

　　新京报：《岩松看日本》中曾经讲到，日本把中国像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么日本媒体究竟是如何报道中国的？中日媒体互相介绍对方时是否存在某种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爱民：是的。我觉得中日民间的互动近几年是比较弱的，而表现得最不如人意的就是媒体，特别是真实介绍对方情况方面。我们可以先分析一组数字。摄制《岩松看日本》期间，我们每天都会关注日本的五大报纸———《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将它们有关中国的内容罗列出来，进行分析和对比。我们发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从数量上看，一份报纸每天有关中国的报道都在5条以上，多的可以达到十几条。从质量上看，当时正值中国的两会，日本媒体对类似中国的《物权法》、税制改革等重大的政治经济新闻进行了报道，另有观察中国民生的地方新闻，比如河南安阳捏脚成为一种全国性产业。从媒体报道的态度看，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总体比较客观，情感色彩较少，而且没有一种专门“挑刺”的心态。

　　相反，同一时期，我们看到的中国媒体有关日本的报道数量也不少。但客观的程度、平和的程度不够。以日本气象部门误报樱花盛开的时间且就此向民众道歉为例，一些中国媒体便把这作为日本社会的一个负面新闻加以报道。

　　新京报：以你的观察，日本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的？

　　刘爱民：首先，日本是一个多元社会，媒体的观点很多，不会很单一。其次，日本媒体报道历史问题，特别是二战问题时的态度与日本国民的态度是吻合的。以我们的观察，右翼极端的和理性认识历史问题的人皆不是多数，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两端，居中的是“暧昧的大多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呼声就非常响亮，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人数甚众。日本除了代表极右翼的靖国神社和理性揭示日本二战历史罪行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还有一个“鹿儿岛神风特攻队博物馆”。该博物馆代表了日本大多数国民的真实情感，既有对死者的惋惜怀念，亦有对战争的谴责与对和平的祈祷，但是他们对战争的反思是浅层的，也不愿意进行深刻的反思。

　　“暧昧的大多数”导致了一个暧昧的政府，也导致了日本媒体的暧昧，他们更愿意谈今天和明天，而不愿意谈历史。

　　新京报：中日媒体的互相报道对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及两国关系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刘爱民：我们赴日制作《岩松看日本》时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日本NHK电视台的晚9点新闻节目(类似中国的《新闻联播》)和英语频道专门对此进行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我们的新闻报道活动本身已成为日本的一条新闻。以此为契机，日本一些媒体进行了反思，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报道还不够，甚至存在一些片面性。比如，日本一些媒体就经常拿此前中国抵制日货的旧事说事，使得日本民众以为中国人对日货和日本民众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因此，NHK电视台计划拍摄一个看中国的节目———《激流中国》。如果两国媒体的互动能够继续深入，使报道更加真实、客观，对两国民意的善意释放是有好处的。1

　　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

　　就现实性而言，日本学者会研究中国的经济现状。就实用性而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注意为我所用的借鉴作用。

　　———王锦思

　　中国的日本研究呼唤扛鼎之作

　　王锦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中华日本学会会员)

　　新京报：就中日两国互相研究而言，中日两国学术界是否存在某种不对称？有哪些具体表现？

　　王锦思：是的。首先，以书籍和杂志的出版量而言，中国远远赶不上日本。据我所知，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每两天就有一本研究中国的书籍问世。其次，日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专业，分类非常细致。日本最先完成了对中国书法的全面研究，而且率先设立了书法硕士。

　　反观中国的学术研究，则很难令人满意。一是近10年来研究日本的著述往往是大同小异，翻翻目录即可明白。二是对日本现状的分析和研究严重不够。最后，即便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书籍对问题的解析亦不够全面，而且一定程度上会强化国人的偏见。此种现状既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日本，亦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

　　新京报：中日两国大概各有多少人从事相互研究的工作？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王锦思：包括一些业余爱好者在内，日本大约有几十万人在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和民间人士也约有十多万。但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就现实性而言，日本学者会研究中国的经济现状。就实用性而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注意为我所用的借鉴作用。

　　日本陶艺家已经把中国从宋代起失传的“建窑”瓷器重新复制出来。反观中国，中国学者为我所用的意识明显不足，即便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往往更注重批判。

　　新京报：你对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有何建议？王锦思：中国在战后60年没有出过一本像《日本第一》、《菊与刀》这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拿出不仅得到本国读者，而且可以得到日本甚至第三国读者认可和敬重的研究成果。(记者龚峻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