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大学考试

　　经济发展与大学考试

　　在日本社会对于大学考试的社会关心极高。但是这一直主要是针对于考试带来的“危害”，而对其是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上成立的，并具有怎样的机能，客观性的研究并没有持续地进展着。在这种背景下，以此日中比较研究为契机，在此想对升学考试与经济发展及教育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及其中的考试的地位进行理论上的整理，之后分析战后在日本升学考试时教育或社会体系的效率性给与的影响，并从维持社会公正性的现，点思考其发挥的作月，进而论及这样的考试体系的状态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及其崩溃的过程。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两个侧面

　　一方为教育，另一方是经济发展，不必说两者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在世界各国的GNP与教育的普及状况之间的很高的相关系数被算出。并且日本随着经济发展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就学率一直在大幅度扩大。在这样的密切的相关关系的背后，作为因果关系来看，首先确认其具有的两个侧面，对此以图1进行简单地图示。

　　也就是说一方面，教育给与人类以“人的资本”，即各种形态的知识、技能，它的积累，与物质的资本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国民经济的扩大，带来家庭收入的扩大，这提高了升学欲望。其结果，对教育机会的需求扩大。同时国民经济的成长使政府财政规模扩大，由于对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大，使公立学校的规模增大。并且对教育机会的需要导致私立学校的扩大。两者导致教育机会的供给。经济发展由于这两个因果关系同时地发挥作用，因而可以认为就产生了两者间的密切的关系。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

　　这种关系，不必说在明治以来的日本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特别是战后一方面在日本经济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高中升学率，随后高等教育升学率飞跃地扩大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教育扩大之间理所当然具有以上所述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日本经济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了急速地成长。作为这样的成长的原动力的是以向海外输出为目的，机械产业为中心的制造业，成为其基础的是重化学工业。这些领域的急速的成长不可缺少的是，高中及大学教育毕业的技术类人才。但是这样的制造业的扩大不仅限于此，随之金融、商业等流通部门，进而扩大了服务等产业部门。在这些领域，对高中及高等教育毕业的劳动力的需要也大幅度地扩大了。在六十年代初特别担心技术类人才的不足，但结果这样的人才被充分地提供，没有产生成为成长的瓶颈的现象。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未开始，作为经济成长的结果，家庭收入上升，对高中或高等教育的升学欲望大幅度扩大。并且战后的日本，由于战争的混乱资产差距显著减少，这受到战后民主化思潮的支持，高学历不是为一部分社会阶级所独占，而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可以现实考虑的选择的对象。在这样的状况中，对高中、高等教育的升学欲望大幅度扩大了。另一方面公立高中，国立大学的扩大虽有限，私立高中，私立大学增加了学生容纳数，并且由于新的私立高中，私立大学的创立，高中、高等教育的容纳力扩大了。这样大学升学率就扩大了。

　　但是首先应注意到这样的机制在战后的日本决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资源、资金的积累不充分之时，这样的变化一起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即使升大学的欲望上升了，由于经济成长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家庭生计的负担能力也未必大，政府对高等教育能支出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因而就发生了对教育机会的需要的扩大，供给一侧经常追赶不上的状况。在此发生的矛盾，可以说就产生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一个构造性特征。从国际上看，等在欧洲、美国，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大是比较缓慢地进展的，这没有成为很大的问题，与之相对在日本成了深刻的问题。

　　（三）大学考试与经济发展－两个侧面－

　　其中，大学考试就承担起了巨大的社会作用。这可以分为两个侧面来考虑。

　　第一，是与图1的人的资源的积累相对应的。即在成长期的日本的课题是，尽管在较低的生产水准中分配于投资的资源不充分，也要急速地积累充足的人的资源，达成经济发展，要克服这样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因此对于教育体制，社会体制整体，最为追求的是资源分配的效率性。与之相应，大学考试开始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暂将其称之为“效率性”的侧面。

　　第二，是与教育机会的需要与供给相对应的。在急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更为近代性的，更具高生产性的经济部门或企业中得到职位的机会怎样来分配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一分配如不用公正的规则来进行，就会失去政治的安定性，其结果是颠覆经济发展的基础本身。由于学历与社会地位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机会的分配本身，在社会性机会的分配上具有很大的意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正是极为重要的。学历，在这方面负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姑且将其称之为“公正性”的侧面

　　这两个侧面，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要理解日本经济成长中大学考试的作用，同时分析这两者是不可缺少的。以下，就这两个侧面，整理战后日本的经验。

　　二、考试与效率性

　　大学考试，从“效率”的观点被论及并不多。但从这样的视点看，考试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可以被理解。在这里议论限定于大学考试，其对高等教育，初等中等教育，及社会体系全体具有怎样的意义，对此进行思考。

　　（一）大学教育的效率性与考试

　　入学考试的基本的机能可以认为是，选拔适合于一定教育机关的教育内容的个人。从经济的视点看，作如下的解释。

　　学校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换言之，学生内化了的知识、技能可以说是学校的生产物。其生产量，决定于对学校这一生产组织的投入，即教师的教授，或学校的设施。但是不仅如此，作为学校的生产物的知识、技能，也受作为教育素材的学生自身素质的左右。对于适合于这一学校的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的学生，学生内化的知识、技能就高，反之对不适应的学生就低。因此，对于这个学校适应的学生的比例越多，这个学校的生产量就高，即生产性就高。入学考试，选拔适合于这一学校的能力越高，这一学校的生产性就越高。在此意义上，大学考试，一般可以看作是使各个学校的效率性提高的手段。这也可以说是入学考试本来应具有的机能。

　　但是这样的入学考试的机能，在上述的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所处的状况下，带有了特殊的性格。即一方面是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是高涨的升学需要，这两个相反的要因之间，政府采取了对高等教育集中投入公共资金的政策。具体讲，政府支出是在国立大学里投下了，国立大学的学生数，特别偏于理工类系，并且国立大学的理工系的学生数渐渐增加。并且国立大学的学费，六十年代被置于低额。这样的国立大学的理工学科对高中生来说就成了极具魅力的升学去处。而且在这里的入学考试，担负着选拔具有适应性的学生的作用。由于对于特定的大学、专门领域的有选择的、集中性的政府投资，与具有适应性的学生，这两个要素特别是被集中于国立大学的理工科，以因而高效率地培养了担负日本的工业化的核心的人才。

　　（二）教育体系的效率性

　　上述的过程，对包括高中，初中及小学的教育体系全体也给与巨大影响。

　　一般，作为“考试”的一个重要机能的是，测定教育的效果，与教育的检讨相关联，与教育方法的效率化相联系。在大学被高度序列化的状况中，并且大学入学，如果具有与高中教育密切地关系着的内容，大学入学考试的合格率，对于高中教育也就被视为表示其效果的指标。高中被予以大学入学者这一明确的指标，只得为增加这一指标而努力。也就是说大学考试，成为对于高中以下的教育，作为增加其产出的装置在起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考试对于学习者来说，也设定了一个到达目标，从而形成对学习的欲望。在日本大学考试这一目标，对于高中以下的学生，形成了极高的学习欲望。在大学升学的可能性限于少数学生，并且中等教育在制度上明确地分为升学和其他西部分的情况下，这种效果不大。例如，在欧洲，战后的很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效果就很小。但是，战后日本的重要特征是，大学升学至少作为可能性对于大部分的高中生来说是敞开着的。在这种状况下，结果是包括不能升学的学生在内，大学升学考试成为巨大的学习动机。在这一点上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成为学生很大负担的数学、物理、化学或英语等学习科目是大学考试准备不可缺少的，选择这些科目的学生的比例就保持了很高的水准。这一点特别和美国相比的话，是极具特征的。在美国由于大学考试的要求，与选择这些科目并不具有一定的关联，在高中选择这些科目的很少，就只得设定极其多样的授课。被称之为高中的“百货商店化”的现象加重，基础课程的学习实力就必定产生很大的问题。

　　总之，可以认为在日本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数学、物理、化学或外语等基础性学习领域，达到了一定的学习实力水准的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得以保持了很高的比例。在这里有了大学考试的可以说是第二位的教育效果。入学者的学习实力保持了一定的水准，这有益于提高大学教育的效率。再与美国的对比而言，美国的大学的入学者的学习实力水准不一，被认为基础的语文阅读书写能力有问题的入学者也不少。因此，在多数大学，只好补学到高中阶段为止的教育内容，进行补习教育。可以说应在高中阶段完成的教育带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作为教育体系来看，不必说这是极其非效率性的。也可以说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由于大学考试避免了这样的非效率性。

　　（三）社会的效率性

　　可以认为上述过程，在提高了大学教育效率的同时，起到了大量地形成具有一定基础知识的成人劳动力的作用。一般认为，为大学考试准备的学习往往对其今后的人生没有用处。这对于特别是有关特殊的事实的知识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可以认为在基础性领域的学习经验，对职业生活毕竟具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象上述的，高度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学习经验，不只对形成基本的思考方式有很大的意义，也成为企业内学习等的重要基础。

　　可是一般认为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特征，不是形成少数优秀的人才，而是使全体国民普及一定的知识、技能。实际上，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的初期，教育政策是首先将初等教育普及化为目标，急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很多人指出，这形成了在日本的急速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战后，高中升学率的扩大、普遍化不仅使这一过程更为进展，对入学考试的准备，可以被认为更强化了这一机能。

　　并且大学考试，将少数的人才，作为选拔性高的大学的入学者，发挥了明确的识别作用。如前所述，日本的经济构造，具有高生产性的产业部门，和其之外的部门的差距很大，并且这些高生产性部门的企业几乎是大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采用选拔性高的大学的学生。这些企业进一步给学生以高度的企业内训练，使其从事于带有高度技术的生产部门。大学考试的精度越高，大企业就能够采用到素质越高的学生。其结果，大企业的企业内训练（与大学的情况相同）能够发挥很高的效率，生产本身也能够效率化。这样的大企业由于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而急速地扩大了输出，成为日本飞跃的经济成长的核心。

　　三、入学考试与社会的公正

　　以上论述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达成这一社会目标中，入学考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点。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对保持社会的公正，入学考试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中社会公正的位置

　　一般，认为在期待着急速地经济成长的社会里，好像社会的平等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后退。经济规模本身扩大了，谁也不受损，某些人受益，这在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平等”这一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性变低。但是这并不间味着思考社会性“公正”的问题的重要性的减少。不如说对于享受经济成长的机会，能公正地分配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从这一方面，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社会的公正，决定着社会或政治的安定性，进而决定着经济成长本身的成否，这样讲并非夸张。

　　在这里所讲的“公正”，是社会成员所认可的，有关社会地位、收入的分配的规则。所有的人接受同等的分配，这种意义上的“平等”，也算是公正的一种形态。但是仅限于此不是公正的理想的状态。各社会与其状况相对应，而形成公正应有的状态，也未必是用明文化了的法律形态来设定的。并且，在能动地变化着的社会中，这样的公正的应有状态也是不断地变化的。

　　一般，社会机会，换言之收入、地位的分配中可以认为有几个原理。完全的均一性（平等）或根据生活所必需的分配等可以算作一例。但是如果不能采用这样的单纯的原理的话，就必须公正。作为更为公平，易为人们接受的东西的条件，可以考虑到以下几点。

　　即第一，至少无论是准，都不被完全封闭接受这种分配的可能性，即竞争的“参加”能受到保证，而且对每个人的分配的原则谁都明白，换言之，具有“透明性”。这意味着在谁参加围绕这样的社会机会分配的竞争都受到保障的同时，意味着能让结果接受不到分配的人理解其理由。第二，其分配的基准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努力。换言之，不单是由天生的能力，容貌的美丑或体格等直接来决定的，要求个人付出代价，或具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换言之，可以认为报酬的不平等，由于代价的多少而受到补偿。并且这样的制度，从其机能看，可以引导出个人的努力。第三，分配必须反映对生产的贡献。换言之必须与生产性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否则，就会失去生产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分配的制度必须具有一种合理性。

　　（二）入学考试在教育机会分配上的作用

　　以这样的观点回顾日本的入学考试的话，首先，会注意到其在分配教育机会上，是极为公正的制度。第一，接受入学考试的权利，对大部分的青年敞开着，并且在这里的选拔基准也是客观、全然明快的考试的分数。第二，入学考试的成绩不是由生来的“能力”来决定的，它反映着为人学考试准备的努力。第三，录取入学考试分数高者，如前所述，表示着在学校学习上的高效率。换言之，其具有机能的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人学考试，在对平等关心极强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在进行教育机会分配上，取得社会意见的一致，保证“公正”的作用。

　　可是如前所述，日本的高等教育，背负着仍旧没有得到充分的政府的支出，必然扩大这样的矛盾，其结果，政府支出只得对有限的大学，或专门领域集中地投资。具体说，国立大学特别是其理工学部虽然被投入了多额的政府资金，但国立大学的学费维持了很低的水准。另一方面由于对于私立大学政府的支出是有限的，比国立高的学费必须由学生来担负，但其设备、教员数等教育环境只得停留在低水准。其结果，在大学入学者之间产生了极为明确的差距，特别是在私立大学的入学者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虽然有这样的不满，这样的构造得以存续的一个要因，可以说是由于在日本人学考试被高度地构造化，关于具备上述意义上的公正性这一点上，具有了社会意见的一致。并且也不表示入学考试不及格接受大学考试的权利就被剥夺。不能入学于选拔高的国立大学，考生支付高学费，可以入学于选拔性不太高的私立大学。换言之，以接受一种惩罚作为条件，升人大学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也可以说，差距在激化了入学考试的同时，正是由于有入学考试这一正当化的论据，差距才得以继续。

　　（三）社会机会的分配与大学考试

　　但是战后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可以说是入学考试不只是在教育机会的分配，由此在社会机会的分配，而且在其公正性的确保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战后日本，与欧洲、美国相比形成了平等度较高的社会。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最少。其背景是，由于战争，世袭资产明显减价，进行了土地改革的同时，因为高中、大学升学率的上升不同学历间的工资差缩小了。但是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参与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的竞争。另一方面构造性的社会地位、报酬的差距虽可以说相对较小，但它的存在也是事实。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距缩小了，但并不是没有了。并且如前所述，企业规模间的生产性的差距显著，同是大学毕业生，在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之间，也有很大的待遇的差距。很显然，与初中、高中相比大学毕业的劳动者，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的劳动者的地位是最理想的。即使绝对的差未必大，相对的差的存在就足以引起激烈的竞争。

　　被置于这样的竞争的焦点的是，大学的入学考试。不必说为成为大学毕业的白领劳动者，大学入学考试及格是必要的，由于为进入大规模的企业，毕业于上述的选拔性高的大学是必要的，结果，必须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成绩。在这种意义上入学考试，不只是到特定的学校的入学机会，而是具有了向社会机会，阶层选拔的机能。其社会地位根据毕业于怎样的学校而被决定，就产生了这种意义上的“学历主义”。

　　但同时重要的是，支撑这种体制的对资源与人才的高生产性部门的集中的投入，产生出了以输出部门为中心的日本的产业竞争力的强化，进而这成为急速的成长的原动力。这样的成长过程进而产生出了经济全体的扩大，由于促进了低生产性部问的成长，使劳动力需要整体扩大了。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上升率超过了大学毕业生。即使上述的相对的差距还残存，所有人的有保证的生活水准明确地上升了。对失败者也产生出一定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机会的分配被社会全体所接受了。

　　如上，从参加的可能性与透明性，努力被赋予的意义，对生产的贡献的反映，对失败者的分配等点上，可以认为保证社会的公正的机制已成立了，这与入学考试体制是不可分的。反过来说，日本的社会没有能够发现除此以外的体系。

　　四　应试体制的矛盾与崩溃

　　象这样在这样的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入学考试不只是制度，还形成了具有社会广泛性的“应试体制”。但是不必说它在种种意义上具有矛盾，对其也有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日本的战后围绕教育的议论的多数，一直是指向应试体制的矛盾的，这样讲也不为过。

　　（一）应试体制的矛盾

　　这样的批判大概可以整理为如下三点。

　　第一是有关考试内容的。在这一点上首先被指摘的是“难题、怪题”的问题。六十年代以后，希望升人大学的人大大超过容纳能力的状况长时间持续着。并且由于希望入学的人报考儿所大学，考生中应该能使其合格的比例非常小。在这种状况中，一般通过设定较高的试题水准，来提高考试的信赖性就成为必要。这在选拔性高的大学是很显著的，即使选拔性不大高的大学，也为了保持作为大学的权威，追随选拔性高的大学的试题的倾向也很强。在这样的状况中，不仅脱离了高中的教育课程，在测试学习实力的意义上，出象会产生疑问的测试极为琐碎的知识的试题也不是不可思议。并且批判也针对“画对错号式”考试，“死记硬背主义”。如果对为数众多的考生进行不夹杂主观成见且具有效率性的考试的话，就不得不选取对一定的设问给于选择项目，让其选择这样的形式。并且由于在考试中最容易进行客观判定的是，对一定的事实或概念是否知晓这一点，所以这样内容的问题渐多的倾向也强了。因此从考生方面看，获得有效地记住有可能出题的事实，并在考场上有效地将其转换成选择项目这样的技术就变得很重要。这样考试所测试的是“应试能力”，带来了歪曲中等教育本质的结果而受到批判。

　　第二，与应试体制的社会公正性相关。入学考试对谁都公平地敞开着机会，根据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基准进行客观的选拔。因此，不存在由于出身阶层的差异。如前所述这是应试制度的公正性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但是入学考试所测试的学习实力本身是受父母的影响的。素质的遗传暂且不提，父母的教育水准左右着从孩子的幼儿期开始的成长环境，并影响其对未来的希望。并且父母的收入越高，能够以家庭教师，或入学于私立大学等形式，对追加性教育进行投资。并且大学考试的机会即使在这时是对谁都敞开着的机会，在其以前的高中等教育阶段，如果是孩子已被根据学习实力所分选了，实质上就不是机会在公平地敞开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公正性受着很大的制约。可以说在教育学研究者之间，“暴露”被隐蔽的不公正性，成为很大的研究的关注点就是以这种状况为象征的。

　　第三，是对考试这种以一元性基准进行选拔的方式自身进行的批判，或是一种“负疚”的感情。如果是象前面所讲的意义上，即使为支撑日本的经济社会没有取代考试制度的机制，将成长过程的个人以一个尺度来给予评价，并且为此孩子们强迫于作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将应该在成人间进行的关于社会机会的获得的竞争，在青少年时代进行了。对此社会不得不感到很大的不安和罪恶感。这种感情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了。例如战后日本的教育，产生了“青少年失足”“荒废的教室”“不到校”“欺侮人”等许多称之为“教育问题”的东西。其中与应试考试制度有关这种说法在理论上的证据实际上几乎没有。但是以启蒙社会为使命的日本的传播媒体，每当报道这些事件时，一直首先将入学考试作为应指责的对象提出来。这与产生出作为罪的意识，应被打破的社会的“恶”的入学考试的印象是相关联的。

　　（二）作为政治问题的“入学考试改革”

　　对这样的应试制度的批判或反抗，是在日本的经济成长暂且达成，不如说是在将成长的成果转向生活的充实成为社会关心的七十年代急速变得有力，而成为政治问题。于是这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种种改革的尝试联系起来了。具体说有种种经过，结果这样的动向，就关系到了1979年的“共通一次考试”的导人。

　　共通一次考试是直接以国立大学为对象，实际上国立大学问的利益调整的色彩很浓，而不是相应于上述的对入学考试的批判而策划的，这是事实，但其受到的政策上的推动的，毕竟还是有对入学考试的批判在作背景，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现实上由于共通一次考试的考生自己评分数，应试产业通过全国注网络对此进行总计，因此分报考大学的入学者的分数就明确地被知晓了。这与前面使用，出现过的“偏差值”的概念一起，将大学的入学的难易度以一元性的尺度表示出来了。并且在这样的情报下，由于考生在自己有入学可能性的大学中，能够选择选拔性最高的大学，结果，对于一个大学的考生的分数的分布就很狭窄，大学间的阶性也更为明确了。这就是所谓的偏差值的“限定圈子”的现象。这不只是国立大学的入学志愿者，私立大学的入学志愿者也被卷进来了。并且在向福利国家化的动向中，1976年在对私学的经常费辅助的同时，私学的新增设受到抑制。因此在八十年代就看到了大学升学志愿者，大大超过容纳力的倾向。其中传统的入学考试体制，不如说就具有了更为强固的构造。这一点关于继共通一次性考试之后于1990年开始的大学考试中心试验，也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样，大学考试改革产生了与其是解决大学考试的问题，不如是将更强化了这样的具有讽刺性的结果就决非偶然了。本来日本的大学考试的很大的特征是各大学各自进行入学考试，因此就产生了“难题、偏题”，可以说在选拔中使其内在了产生相当多的误差的原因。可以说在这里产生了体系的“杂音”。这由于通过共通一次考试，与一元性的体系连接在一起，而使来自考生的需要一下子显在化，应试产业与之相适应了。可以说“合理”性方向的改革，当然也就不得不只是具有了激化应试体制的效果。

　　其结果，与前面所讲的对入学考试的批判本身相关联。对入学考试内容的批判所具有的是，应受到评价的个人的特性不是记忆能力而是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进而是人格的发展和人的信念。但是对于这样的能力的诸侧面哪一个更为重要，并且怎样能够测量它，这一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并且这样的能力观实际上往往只不过是，比入学考试更反映了在社会理想的或应被社会评价的能力的意向。入学考试在不能明确测试这样的东西这一点上受到批判，但实际上成为问题的不是入学考试，实际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应有状态。或许即使是关于在入学考试里隐藏了阶级性，其结果是与在社会上成人的职业间的不平等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对于入学考试的批判的背后所具有的视点或意图，不只是极其多样的，将其在理论上体系化也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批判带有不能与对入学考试的应有的状态，做出不同的提案联接在一起的性质。

　　（三）应试体制的崩溃

　　但是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的意义上的应试体制从进入了九十年代看起来似乎开始崩溃了。其征兆和原因可以整理为如下。

　　其最基本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在经济成长的达成之中。如前所述，日本的考试制度，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在效率性及社会性的公正，这两方面具有很高的说服力。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批判，其能够得以保持正是有这样的理由。但是经济成长一旦达成，不必说其说服力就失去了。如上所述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在政治上虽开始看到这种征兆了，但是个人的还有社会的地位与对教育机会的要求还不稳定。可以说这种差距带来了共通一次性考试之后预期不到的应试体制的强化。但是进入九十年代，有计划地去实现高生活水准这一志向，在年轻一代的一部分人中被认为渐渐地丧失了。实质上考试竞争的参加者的幅度开始缩小了。

　　并且另一方面，已经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大学间竞争，入学考试的形态已经起了很大地变化。在与考试科目大大减少的大学增多的同时，通过高中的调查书，推荐的推荐入学，或“有特长入学”这样的形式的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也增加了。这些被作为与对上述应试体制的批判相呼应的东西被大众媒体等好意地报道了，可以说大学一侧的意图不如说是，在上述的高中生的学习欲望减退之中，确保入学的志愿者。并且在这之上，十八岁的人口本身的减少也投落下暗影。一时超过了250万人的日本十八岁的人口、2010年将下落到120万的程度。现在的四年制大学的容纳力就这样推移的话；男女生平均的四年制大学的升学率达不到五成的话，可以预想到会发生容纳力过剩。入学考试在现实上将成为不可能。这样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同时，对于教育问题的社会批判，将政治导入了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中。在此，被强调的是，减少教育课程的要求，以“宽松的教育”为目标，以及教育课程的多样化。这样的改革从初等教育开始进行了，在高中教育教育课程也被变更，接受变更后的课程的高中生将接受一九九七年春的大学入学考试。不能详述这一新教育课程，至少其大的特征是，各教科中的科目的种类大增，并且选择范围扩展了。其结果，入学考试中心考试的考试科目大幅度扩大，并且各大学的考试也只好大幅度变化。并且，下一步的改订也在检讨中，可以认为基本是这一方向的继续。其结果，是以一元性的坐标轴，来测定学习实力实质上已经渐渐变得困难了。这样除了一部分有选拔性的大学以外，可以说原有的印象中的入学考试已经渐渐地崩溃了。

　　结论

　　通过以上的思考，可以理解入学考试这种乍一看是教育制度中固有的制度，是怎样与日本的社会或经济构造密切关联的。并且是伴随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入学考试与围绕着它的体制也在很大地变化着。经过这样的能动 的变化，现时代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从入学考试开始在向教育的内容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