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不属公务 法院“枪下留人”

　　昨日上午，备受舆论广泛关注的“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被告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面对这一审判结果，崔英杰难以接受，并表示将向法院提起上诉。让人颇为关注的“妨害公务”罪名，在法院判决书中却丝毫没有提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宣判结果。

　　庭外

　　冷风中小贩父母等开庭

　　昨日一早，记者来到该院大门，发现所有的媒体记者均被拒之门外，一律不得进入法庭采访。崔英杰案将于9点30分宣判。8点3分，离开庭时间还有80多分钟，崔英杰父母早已来到法院。飕飕冷风中，崔大爷坐在停车场冰冷的水泥墩上，望着法院上悬挂的国徽，久久没有出声。面对儿子即将到来的生死判决，老两口显得一片茫然。9时10分，法院工作人员将崔英杰父母叫进办公室，并将他们带进法庭。

　　9点34分，审理开始。由于进不了法庭旁听，崔英杰的大哥崔英豪在大门外来回踱步，不时垫着脚向法院内张望着。20分钟后，4名北京市城管工作人员走出法庭，他们个个表情凝重.。大家在门口议论着该案究竟该如何宣判。崔英豪不敢听下去，转身离开人群，大口抽着闷烟。

　　10点10分，崔英杰父母哭着走出法庭。刚跨出大门，崔母抑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崔大爷怕儿子做出什么傻事。“俺不希望他能为俺们养老送终，只要他能好好好的活着，俺和他娘就感到幸福”。

　　听到该案即将宣判，北京市一中院许多法官纷纷放下手中工作，拥到23号法庭门前，朝里面张望着。

　　庭内

　　判处死缓深情凝望父母

　　段某，崔英杰同事，因被控窝藏罪同在法庭参加审理，他向我们回忆了庭审过程。

　　北京市一中院23号法庭，只能容纳10多名旁听人员。段某和崔英杰父母坐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崔英杰的出现。

　　9时33分，崔英杰出现在法庭被告席上，他身着红色囚服，脚上戴着镣铐。进门后，他向旁听席张望着，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与数月前相比，崔英杰瘦了一大圈。法庭里不时传来老人的抽泣声。

　　整个宣判过程中，崔英杰情绪低落。他低头盯着地面，从头到尾一言未发。9时55分，审判长宣读法院判决结果：“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到此话，崔英杰的身体稍微颤动了一下，脸上表情木然。在离开审判席时，他再次转头，深情地望向年迈的父母。

　　会面

　　无法接受近期将上诉

　　审判结束后，夏霖律师经过法院特许，得以和崔英杰单独见面。面对“死缓”，崔英杰仍然无法接受，他表示将在近期向法院提起上诉。

　　说起自己年迈的父母，23岁的小伙子掩饰不住内心的苦闷，掩面痛哭。崔英杰托夏律师给其大哥带话说：“哥，不要在北京呆了。带着爹娘回老家，安心种地干活吧。娘身体不好，拜托你照顾了”。

　　声音

　　网民：欢迎法院宣判结果对于判决结果，该案辩护律师之一李劲松表示，他个人感到满意。《南方周末》记者赵凌，率先在全国媒体报道此事。她认为媒体的介入改变了事件进程。

　　昨日下午，得知崔英杰被判死缓后，在全国网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关注热潮。绝大多数网民表示，欢迎法院的宣判结果，希望政府能及时出台措施，为城管穿上合法的外衣。

　　专家：“死缓”是能取得的最好结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称，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宣判结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表示，该案的宣判充分考虑到了各方权力关系，是一个平衡合理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知名律师滕彪说，审判结果体现了最高院和中央一些政法领导人提出的“慎杀”原则。“在律师行业来讲，这个结果普遍可以接受。”

　　判决关键城管执法不属公务？

　　贺教授指出，崔英杰案案情复杂，法院有意回避了“妨害公务”罪名。这从侧面说明“城管”在现行行政体制中的尴尬地位：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该单位是适格的行政机关。

　　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被告律师夏霖和相关法律专家，他们认为，从法理上讲，城管执法不能构成公务行为，这也是本案判决的关键。城管的执法行为并没有经过人大立法或国务院行政立法的批准，因此其合法性存在质疑，而法院一审判决的措辞也回避了“公务”这样的说法。既然城管行为是不是公务行为还存在质疑，那么小贩赖以安身立命的摊子被掀的时候进行反抗，是否应属于正当防卫呢？是不是应定性为“防卫过当”呢？

　　“枪下留人”是民意的胜利

　　柏墉

　　判处死刑，但缓刑两年，那基本上也就意味着崔英杰可以不被执行死刑了。这绝不是一个民意所期待的理想结果，但是，却已经可以说是民意的胜利。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案中审理过程中曾经发生的一些事吧：2006年12月12日，本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此前北京警方的起诉意见书为案件的定性是故意伤害，然而到起诉时，案件的性质已经变成了故意杀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只有手段残忍才是死刑，而按故意杀人罪来说，一般都是判处死刑。此外，检方指控更是格外的严厉：“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而根据《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的一则报道，北京一位当了8年分队长的城管干部这样对记者表示：崔英杰必须死，如果他不死如何让城管在未来执法！

　　如上种种意味着政府的一种倾向，也意味着司法机构的一种倾向。可以看到,崔英杰要想保住生存的权利该是多么艰难！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学者们希望崔英杰的生存权能够得到尊重的呼吁。而与学者们的呼吁遥相呼应的，是网民们铺天盖地的“枪下留人”声。

　　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给了崔英杰以生的权利的判决，这是民意的胜利。 （作者系河北职员）

　　制度不转身宣判不是结局

　　江海客

　　北京小贩崔英杰打死城管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判决结果，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更想关注在未来的岁月里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关系，希望不要再出现生命肃杀的场景。

　　不久前的另一则消息似乎更具有积极、务实的制度善意。那就是“江苏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

　　当我们面对江苏“摊贩自治”制度时，忽然发觉，小贩与城管的“猫鼠对立”消弭于无形。其实这样的制度创新所体现的元素并不“昂贵稀有”，那就是尊重，一旦尊重摊贩的生存权利，并且让他们参与自治制度的设计，就会获得有效的制度实施。（作者系江苏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