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

　　成都传媒集团深度报道课题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让农民增收，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解决一家一户小生产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建立农村与城市同步增收机制。

成都的实践表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

　　成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主要特点是：一、以产权为核心，在农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集中、集约发展，解决了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二、相对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而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完善集体经济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产权明晰、责任明确，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三、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除对原有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造外，还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

　　据成都市农委介绍，成都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目前发展得较好、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单位，由农民以现金或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形式组建的公司；二是同一产业的生产者自愿联合组建的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三是农民与外来业主共同合作，由业主出资本、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的经济实体；四是打破传统的地域概念，跨区域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或合作社。

　　成都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探索出了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农村集体经济资产大幅增长，创新了集体经济的制度设计，农民持续增收得到保障。截至2006年12月，全市共有股份合作经济实体350多个；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达到1563个，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58.7%。2006年，成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25元，同比增幅9.8%。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是农民增加收入、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1978～1984年连续七年粮食增长的奇迹，这一阶段也是农民增收最为明显的阶段。但当生产关系变迁所带来的一次性效应基本上释放完毕，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拉大。要建立农民与城市同步增收机制，就必须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再度进行制度创新。

　　2004年，成都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中，把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列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之中。在这之前，成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之路就已开始。

　　成都统筹考虑，顺应规律，用集中的思路实事求是地创新制度设计，因地制宜推进“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三个集中”首先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按照规划和集约利用资源的原则集约发展工业，形成集聚能力，为农民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仅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更改变其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通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暂不具备“三个集中”条件的地区，成都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和农村扶贫开发工程，“三大工程”的实施，带动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和农民增收，为“三个集中”创造条件。

　　“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空间。

　　1、按集中的思路规范土地流转，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地资源

　　分散的土地，未连片的荒山荒坡，有的小得只能种下3棵树，根本无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打破原有的土地经营格局，必须实现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2005年9月6日，成都市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积极探索农用地股份合作模式，加强了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和纠纷仲裁，降低了流转风险，确保农民利益。

　　成都在坚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基础上，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土地合理有序地流转。“这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流转的目的，是政府的引导下用于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建设，而不是用作他途。农民的生产发展链和生存发展链，被纳入统筹考虑之中。”市农委一位负责人说。

　　成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的规模经营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三个集中”保障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个集中”遵循的是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开发集约的原则，改变了不少地方存在的遍地开花、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农村乱占乱用、乱修乱建的现象，既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又大大降低了建设和公共服务成本。

　　成都按照“三个集中”的原则，深化了城乡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一方面，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建立在与工业布局和城镇布局、农民集中居住布局规划相衔接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成都经过资源调查和充分论证，确定了农业十大优势产业，这十大产业都有明确的牵头县。成都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优化产业布局，着力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带，为各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明确了方向。

　　3、“三大工程”为远郊地区农民增收提供了可行的道路

　　远郊地区经济基础较差，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弱，但远郊地区农民增收的诉求更为强烈。

　　“三大工程”同样遵循集中集约的发展规律，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好生态环境，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农业产业化经营工程是“三大工程”的核心。成都通过土地流转，推动农业规模化生产，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它不仅能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和壮大特色产业，提升成都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更能帮助农民从粗放型生产的低效益循环中解放出来，从延长的农业产业链条中获得更多的增收和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是简单的回归

　　农村集体经济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再到现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从形式上看是一次回归，但绝不是简单的回归。成都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核心，以保障农民利益为基本原则，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真正解决了农村小生产对应大市场的矛盾，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市场化和农民的持续增收。

　　1、市场化配置资源解决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点和难点。

　　成都农村集体经济突破一家一户自成体系的耕作模式，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无力面对大市场的难题，使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市场的基础性配置功能开始启动，土地使用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流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企业，最终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成都把资金、土地、就业等方面同时考虑，在吸引社会资金进行项目开发的同时，把农民的集中居住和就业问题一并解决，使土地最大限度地力尽其用，真正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

　　2、制度的创新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保障农民利益

　　历史是呈螺旋式上升、前进的。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主体是集体，产权主体抽象，“人人有份，人人不问”，产权监督机制建立不起来，农民的利益没有保证。成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实现的一次重新融合。

　　2006年2月27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意见》，提出在认真开展村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对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或公司制企业，推进股份合作经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懂市场、会经营的带头人。但现有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中，却明显缺乏这样的人才。2006年11月，市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选派党员干部驻村任职工作的通知》，要求市级部门至少选派50名干部、各区(市)县至少选派20名干部驻省、市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重点镇所属村任职(含涉农社区)，以加强智力支农工作。

　　成都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探索和尝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将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农民共同共有的产权制度改变为农民按股份共有的产权制度，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真正成为产权明晰、农民入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成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按“三个集中”原则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新路子，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推进城乡一体化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1、促进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成都以土地量化入股的方式，将分散到户的集体土地集约利用，发展优势产业，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加速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既保持了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又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2006年，成都土地流转面积比上年增长了33.3%，实施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企业、大户、农户之间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有效克服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实现农业产业化。

　　2、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

　　产业的个体叠加不等同于规模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使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公司化、企业化经营，打通了一、二、三产业，延长了农民收益链，拓宽了农民的就业空间，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股份合作的企业化经营模式，使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得以初步建立。参加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拥有五个方面的收入：土地保底分红租金、股权红利、在本公司就业收入、商业配套设施租赁收入和社保金。农民具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效启动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对整个城市的经济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

　　3、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增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地域性合作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负责对村内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

　　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硬币的两面，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全国范围内的经验证明，集体经济没有一点实力，村级组织就难以从物质条件上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基层干部说话没人听；凡是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的村，该村的“三个文明”建设就较为出色，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高。

　　成都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点。成都通过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向农村地区延伸，通过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推动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保障了农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决策权，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农村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同步发展，目前，成都农村集体经济强大的村普遍建立起了社会保障机制，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也不断增强。一些干部说，过去召集村民开会，一人要给几块钱，现在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开会也主动了，也不用给钱了。

　　推进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进入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是新时期农村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能够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

　　4、促进了成都的城市化进程

　　农民增收致富，同时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使得我国城市化举步维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成都的城市化进程，其主要表现在：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建立，变造血为输血，不仅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其次，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尤其是中心城区涉农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消除了城市发展的“肠梗阻”，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天回银杏园的建设，打通了整个成都北大门片区的经脉，成华北湖、新都大丰都从中受益。第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让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农民职业分化进入高级阶段奠定了基础，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聚集。

　　成都通过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以城乡统筹的体制和政策为基础，把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推动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结语：邓小平在1990年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小生产如何面对大市场？这是历史的命题。“二次飞跃”实质上就是集中化集约化。“三个集中”通过城市的发展转移富余农民，同时通过农用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走上了通过“第二次飞跃”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在“三个集中”的原则下，成都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创新产权制度和引入企业管理方式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不断推进“三个集中”、实施“三大工程”的过程中，农业投入大幅增加，农业产业优势突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执笔人：成都日报记者蒲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