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朱正非
近日舆论热议的话题要数8位行长薪水曝光引发的争议了。对此，著名管理学家吴春波认为这是一种“平均主义”思维，承担着高风险、高责任、高压力的高管拿高薪当之无愧。（据4月26日《中国青年报》）
这似乎已成为精英的一种思维惯例，一旦有人质疑富人某种钱财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总会被精英们傲慢地扣上“仇富情绪”或“平均主义”的帽子。
显然，这是精英对大众傲慢的误读。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刚登陆中国之时，百姓的平均主义意识还很浓厚的话，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教训和改革洗礼，多数公众早已接受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资本雇佣劳动等思想，认同了市场化那套分配理念。
曾有调查显示，当下国人是很反感平均分配那一套的。
“仇富”也是一种误读，接受了市场理念的公众，根本不会去“仇”那些合法合理来源的财富，只会仇那些靠掠夺民财积累起的不法财富和灰色财富。中青报一项调查显示，73.5%的受访公众表达反对“劫富济贫”，他们坚持“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希望的只是公平”。
“平均主义”和“仇富”显然是把公众瞧扁了，经过市场化摸爬滚打过的公众已经有了很理性的市场认识：他们其实是市场正义最大的支持者，他们不是在反市场，而是在竭力捍卫市场理念；他们毫不眼红高管的收入，而只是渴求规则———规则是市场正义的灵魂，人们期待高管拿钱的规则公开，并希望这些规则能让人信服。
现实让公众对银行高管的高薪产生了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专家说行长们承担了高风险、高责任和高压力，请问这些行长承担了哪些风险，前几年不少银行出了腐败案件，有哪个行长下课了？前几年银行有那么多贷款收不回来，又有哪个行长承担责任了？说中国银行如今利润很高，这是事实，可这些利润是靠行长们的管理能力和市场能力获取的吗？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在中国，一笔交易银行可以轻松赚到至少300个基点的利差，而在成熟的市场上，能达到20个基点已经很不错了。利润显然源于政策扶持和行政垄断。
凭什么样的规则给他们发高薪？这是公众质疑的实质指向，精英们，别将公众的“规则渴求”矮化为平均主义和仇富了。 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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