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船上的中国大使馆
《环球》杂志驻雅加达记者/叶平凡
在南太平洋海水环抱中，有一个亚洲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
12个四川人
4月份，东帝汶的雨季还没有结束。大清早《环球》杂志记者就前去探访中国医疗队。
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帝汶首都帝力国立医院——东帝汶最大、软硬件设施最好的医院，中国医疗队队长林建华和几名队员早早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走进这座国立医院，病房的拥挤有如电影中的战地医院，连接医院各房舍的长廊两侧摆满了菜摊、杂铺，院落里密密匝匝全是难民帐篷。几户人家甚至“定居”在医院会议室门口，留下一条“小径”让人们通过。
“没办法，去年骚乱之后大量平民因房屋被烧沦为难民，不少人就搬进医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院方没有要求他们离开，我们也一直与他们和谐共处。”林建华队长用浓重的四川话说。
在这里，四川话绝对是最权威、最有分量的语言，因为中国医疗队12人全部来自四川，其中医生9人，麻醉师1人，外加1名翻译和1名厨师。
东帝汶独立并与中国建交后，中国卫生部就着手派遣医疗队支援这个国家。从2003年开始，到目前已是第二批，而林队长和妇科大夫陈旭军笑称他俩已是“两朝元老”。
林队长说，中国医疗队刚到东帝汶时曾受到排挤，当时院方负责人是政府以每月5000美元薪金聘请的一名荷兰医生，他一方面对中国医生抱有成见，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饭碗被抢，因此表面上要中国医生熟悉情况，暂不展开工作，背地里却搞小动作，写报告投诉中方消极怠工。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带领全体医生迅速进驻各科室满负荷工作，用实际行动展开反击。仅仅两个月时间，我们就完全赢得了东帝汶患者的心，从此要求让中国医生治疗的病友总是人满为患，”回忆起这些，老林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丝自豪的笑容，“现在的院长是东帝汶人，也是我的学生，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
来自成都第七人民医院的陈旭军主治不孕、宫颈癌等妇科疑难杂症。由于东帝汶卫生条件差、妇女又缺少医疗常识，因此这类疾病发病率很高，她总是忙不过来。第一批医疗队结束任期回国时，在东帝汶方面的执意挽留下，她考虑再三还是选择留下来，以老带新，边治病边培养新人。
不愧是川妹子，长期辛苦工作，营养也不如国内，可陈旭军的面容仍保持姣好。“我丈夫和女儿现在都在四川，女儿今年15岁，我走的时候她刚上初中，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她笑着说，“不过，我的确忙得没时间想他们。”
陈旭军在东帝汶做过切除10公斤卵巢囊肿的大手术，也曾和泌尿科大夫李苏俊合作，让一名因术后纱布遗留在腹腔内、尿道结扎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起死回生。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医疗队除救治大量普通百姓，还为包括总统古斯芒在内的东帝汶所有领导人、议员作过身体检查或治疗，为57名老战士进行弹片取出手术，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采访结束时，老林塞给我们几盒治疗疟疾的科泰新。“东帝汶是疟疾、登革热的高发区，我们第一批队员80%得过，第二批队员也有一半领教过了，你们回去后根据说明书服药，应该会没事。”老林说。
送我们回驻地的路上，常年在艰苦地区援外的老林满不在乎地“炫耀”说，他曾13次感染疟疾，8次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4次在安哥拉，最后一次是东帝汶蚊子的“战果”。
2005年东帝汶国立医院院庆10周年时，东帝汶卫生部专门向中国医疗队颁发特别证书，以表彰其对东帝汶医疗事业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
“这里只有Mr.，没有Ms.”
4月9日，东帝汶举行了自2002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为保证选举顺利举行，联合国派遣1645名维和警察前往东帝汶。这其中，就有10名来自中国的优秀维和警察。
经过4小时的山路盘旋，“清空”了肚中的所有粮食后，记者在选举前一天从帝力抵达第二大城市包考，这里驻扎有4名中国维和警察，其中还有两位女警察。
陈康和郑啸两位男士分别来自温州市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一位是特警，一位是电脑专家，因为要护送选票前往一个特别偏远的山村，陈康一大早就带上行军床、蚊帐和足够的食物出发了，很遗憾记者没能见到他。
郑啸因为即将出发前往稍近一点的维马赛村，也只和记者匆匆说了几句“私心”话。他感叹两个男士很“幸运”，因为有4个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更“重要”的是，与女同志共事，可以改善伙食。
在联合国维和警察队伍中，除去工作，日常生活都由个人自行料理，既没有国内警队的食堂，也没有集体宿舍，从赴任的第一天就必须自己解决吃住问题。
在包考的两名警花左蕾和董柯分别来自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和郑州市公安局。出于工作和安全原因，维和警官每天还要佩戴手枪。左蕾说：“现在，手枪白天别着，晚上枕下藏着，感觉枪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要搁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学法律出身的左蕾和外语专业的董柯在赴东帝汶之前都是做文职工作。为了参加这次维和行动，她们除参加严格的英语和专业考试外，还和其他同志前往中国民事警察维和中心接受射击、驾驶等各方面集训，经过几轮淘汰才最终得到维和东帝汶的机会。
“我清楚地记得刚到东帝汶时一名外国维和警察曾说过的话——这里只有Mr．（先生），没有Ms．（女士）。”左蕾说。
1975年出生的董柯结婚3年，原本计划今年怀个“猪宝宝”，但因为年初突然接到通知报名参加派驻东帝汶维和警察的选拔，并且顺利考取，因此也不得不将“造人计划”再往后推。而结婚才一年的左蕾，丈夫为了她刚从外地调到深圳，结果团聚没几天，她就跑到东帝汶来了。
闲下来的时候，董柯总是隐隐担心，行前接种的一些抗传染病疫苗是否会对以后怀孕和生宝宝有副作用。但很快，她又抛掉这些烦恼，在与同事的欢笑中度过短暂的休息时光。
4月11日，记者收到了发自郑啸的邮件，说陈康在偏僻的山村里住了两夜帐篷，而郑啸在9日选举当天的早上4点就出门执勤。左蕾和董柯的责任区曾收到情报称会出现选民打斗。幸运的是这次东帝汶选举在平静中结束。
由于要将所有投票点的票数重新统计，中国警队的4名同志又参加了10日的值班，直到11日早上8点。
船上的外交
采访东帝汶大选期间，在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的安排下，记者对总统古斯芒、总理奥尔塔、议长卢奥洛以及外长、发展部长等重要人物悉数作了专访。中国使馆在东帝汶领导人中的“面子”之大可见一斑。
与东帝汶领导人交谈中，所有人都赞扬中国长期以来对东帝汶独立事业的支持以及建交以来的无私援助，尤其强调中国是第一个与东帝汶建交的国家。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东帝汶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是几任使馆工作人员拿命拼出来的。
1999年，东帝汶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全民公决并选择独立。为了发展与这一即将独立的邻近国家的关系，以邵关福同志为首的一行4人受外交部委派，来到仍处战乱的东帝汶设立代表处。
由于当时大量房屋被烧毁，帝力已租不到房子或旅馆，4人就挤在一条船上，白天忙于各种事务，晚上就睡在摇晃的船舱内，一呆就是大半年。
经过缜密细致的工作，2002年5月20日当天，东帝汶一宣布独立，中国和东帝汶两国即签署建交公报，邵关福成为首任中国驻东帝汶大使。
“不幸的是，邵大使卸任回国后没多长时间，就于2006年年底因病突然离世。他生前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一直非常棒。他的离去，与那段艰苦岁月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东帝汶使馆参赞熊利春（临时代办）说。
在2005年国庆节期间，使馆时任武官吴延仁大校突患疟疾，病毒攻入大脑，病情危急，使馆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将其送至澳大利亚接受治疗，但最后也没能挽救其生命。
到了2006年4月，帝力爆发大规模骚乱，导致近40人丧生，15万人沦为难民，在危急情况下，使馆一接到国内撤侨命令，便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在东帝汶侨民。
当面对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时，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但使馆除了三名随任夫人撤离外，所有工作人员在苏健大使的领导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使馆护送了约240多名侨民搭乘两架包机撤离东帝汶。危机过后，东帝汶大使馆受到外交部的最高表彰。
使馆武官助理陶飞，来东帝汶已近4年，小孩也快满3岁了，而孩子出生以来，爷俩在一起的时间却只有两个月。其实，使馆的10多位外交官中，除了一名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没结婚，其他所有人都是离妻别子来这工作、生活。
危险且艰苦
在东帝汶，无论医疗队、维和警察，还是大使馆，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困难。东帝汶太不安全了。除了维和警察、外交官因工作需要出门上街，其他人多是呆在驻地不随便外出。
2006年局势严重时，中国医疗队曾接诊了不少因斗殴而遭受严重外伤的当地人，也收治过不幸被长矛穿肠破肚的福建籍商贩。那段时间，当地人晚上还互扔石块，砸在医疗队驻地的屋顶上，震得人心惊胆战，无法入睡。
东帝汶条件太苦了。大使馆到现在还使用铁皮房，虽然油漆一抹看上去也不错，但房子不隔热、不隔音，下场大雨就好像飞机在头顶上扔炸弹，太阳一烤就成了蒸笼。驻扎在包考的4名维和警察租住的房子在当地几乎算是“豪宅”了，但一周只能供应两次山泉，每次两小时。一个大池子储水用来洗衣服洗澡，另一个用铁皮盖上的大水桶则装生活用水。赶上节假日，连水也不供了，几个人就得省着用，多坚持一段时间。
东帝汶没有电影院，没有购物中心，在院子里散步、打羽毛球是使馆工作人员茶余饭后仅有的娱乐方式。
另外，东帝汶的物价实在是太高了，一棵大白菜要6至8美元，1公斤猪肉6美元，更多的菜是有钱也买不着。使馆有工作人员回国休假，曾应同事强烈要求带回一箱大葱。而医疗队的女医生有时候嘴馋想吃点零食也买不着——即使有，好多也是过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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