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劳工生态调查(之三) “新莞人”之路(组图)-搜狐新闻

　　虽然在名字上得到了承认，但东莞的外来工还是很难看到现实的未来

　　新快报记者　黎广　林波

　　4月20日，上午10点，东莞高埗镇。

　　李小芹戴着手套，坐在椅子上检查厂里生产的塑料盆。

她是一名质检员。在那家塑料制品厂，这可是个轻松的工种。离厂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他的丈夫正在大排档里给那些坛坛罐罐加满各种调味品。而此时，几乎五十公里开外的黄江镇，在高校工作的王东正在忙于处理学校下达的通知；晚上工作的洗脚工阿英（化名）则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闷头睡觉———对于来东莞务工的人来说，他们都在尝试习惯或者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

　　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莞人”。

　　出走与回归

　　5年前，李小芹跟着老公，离开了广西柳州的农村，两手空空地来到东莞。凭借老公对自己厨艺的充分自信，他们觉得10年以后，他们或许就能算上半个“东莞人”，至少那个时候在东莞将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和一个可靠的朋友圈，还有一笔小积蓄。

　　21日是周六，李小芹提着几大包的行李，上了光明大道去路口的公交车。她要跟老公去广州探望亲戚。比起那些行李来，肚子里几个月大的孩子才是她最大的负担———有时，这个孩子能使她晕车。在车里，不到一米六的个头让李小芹拉着扶手的时候显得很吃力。

　　令李小芹失望的是，在她下车以前，没人愿意给她让出自己的座位。“有时候在这里呆着觉得很没有意思。大家都很冷漠。”李小芹说。

　　到东莞五年转眼过去，现实与理想仿佛越来越远。现在，李小芹的丈夫在一家街边的大排档做主厨，尽管得到了老板的赏识，但赚到手的钱还是很少。

　　好在大排档的老板帮他安排了一套宿舍———那是三间紧挨着大排档的危房，一进大门，就能看到杂物间堆成小山似的编织袋。厕所在杂物间另一个角落，但里面没有窗户和抽水马桶。客厅里的一台19英寸的杂牌彩电上，沾满了黑色的陈年油污。卧室就在电视机后面，里面摆了一张一米五的床，此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空间。

　　2004年，由于不满老板给的工资太少，李小芹丈夫一个人跑去了顺德当厨师。但顺德那家餐馆主营的是川菜和湘菜，擅长粤菜的他一直很难受到重用。更糟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还患上了呼吸道疾病。最后，他不得不回到了东莞的老主顾那里，又与妻子团聚了。

　　不过这一趟他并没有白走———老板把他的工资从最初的不到1000元加到了现在的接近2000元。尽管如此，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个月往家里寄500块钱，但是剩下的钱还得应付偶尔的应酬，存下来的积蓄让他觉得很羞愧。

　　“没办法，孩子又快出生了，存下的钱只能养孩子。要成为新莞人，我们这一代是做不到了！”去年年底，整个东莞的平均房价涨到3000多元一平米的时候，李小芹一家不得不接受现实。

　　李小芹说，假如不是怀上了那个孩子，她仍会按丈夫原来的想法一步步走下去。丈夫说，在她有了孩子以后三个月，还是像以前那样卖力地工作。“每天仍然工作几乎13个小时，直到2月份她一个同事在生产线上晕倒，她才意识到身体原来比金钱更重要。”在丈夫的极力劝说下，她开始以孩子怀孕为由推掉许多的加班活。李小芹同事对此确感到很惋惜：“做QC（质检）其实不累，可惜了那6块钱一小时的加班费！”

　　洗脚比做会计强

　　英子是20岁刚出头的湖南姑娘，曾经在东莞长安镇的一家工厂里做会计。和普通的杂工比起来，这门技术还是在厂里相当吃香的。然而不久前她辞掉了会计的工作：“会计有什么好的，一天到晚都是和0到9打交道，又无聊又有压力。还不如现在在这里帮人洗脚。”

　　在大岭山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专门设了一座桑拿沐足城，英子就在里面工作。

　　在这里洗脚的“小姐”都是按照号数来排的。生客一般都是顺着号过来，而熟客通常就会点号，叫相熟的洗脚工来服务。“顾客越多越好，我们洗脚是算提成的。”对于两种职业的巨大差别，英子不以为然，“你在厂里不还是一样为别人赚钱，而且一点自由都没有，洗脚有什么不好！拿到的钱比做会计的多，至少生活有保障了，还轻松自由，没有压力。”

　　和以前的思维不一样，英子不会因为一个职业的体面程度来选择职业，“又不是卖身，干吗要不好意思啊！”

　　她现在对自己的前途也感到惶惶：“好男人肯定会对这个有想法啊，但是哪个女孩不想嫁个好男人？但是我实在不想回到厂里去工作了。”尽管一直回避着离开长安工厂的直接原因，但是英子在说到这个事的时候脸上总挂着一丝不自然的平静。对于长相清秀的英子来说，洗脚其实也并不是她的理想。

　　“做这一行总是容易被人家想歪，还有客人动手动脚。”英子无奈地说，“但我能怎么办，总不能骂顾客吧？”

　　英子住在离上班地方不远的一个出租屋里。附近住的，多数是不愿意在工厂里住宿舍而搬出来住的东莞打工族，“宿舍那边很少本地人的，他们怎么去去那里消费。白天死气沉沉的，大家都在厂里干活，就是晚上才热闹一些，但是那种消费只有打工仔才会去。”

　　大学生的选择

　　王东来自四川。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人生的规划已在他的脑海里成型———进一所高校做行政人员，拿个中级职称，然后再回老家考个公务员。“这样一辈子也就衣食无忧了”。

　　王东刚为人生理想走出第一步就面临选择———2003年，他几乎同时收到了三份试用通知书。除了来自深圳的一家公司以外，另外两份通知分别是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和东莞某高校。他几乎没有怎么思考，扛上行李就去了东莞。“东莞有活力啊，又是一个制造基地。学校是新建不久的，周围又没有什么高校，发展空间肯定会大很多了”

　　王东说，作为人生规划的起步，“肯定会把每件事都办得很漂亮。”他顺利地被聘到那所高校的院办秘书科。

　　但工作环境都熟悉以后，他发现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王东抱怨，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踢球和练书法的时间几乎都消失了。“想成为这里的主流人群，我要比当地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少要在市区拥有自己的房子。”他说，自己计划用5年的时间来实现愿望。

　　“我们的科长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由于也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完美无缺，所以一直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而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又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有时候他会把很多事情都交给我做。加上我本身还要处理学校学生还有老师的很多事情，这么一折腾，我就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面对两边都无法拒绝的领导，王东一方面感到自己渐渐被许多琐碎的事情充实着，“真像一个民工”。

　　“他们两个都是好领导，但是夹在他们中间做事真的好累啊！事无巨细都要干，虽然我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有多忙，但是杂七杂八的事情弄得我好像慢慢丧失了斗志，而且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才1700元左右。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而作为本身便有一定学识的人，王东也很坦然地表示：“要进到东莞本地人的这个圈子其实很难。不是说他们有多么的排外，而是这个社会很现实，我几乎没有本地朋友。”

　　新莞人的烦恼

　　前不久，东莞市政府给在东莞的“外来工”起了一个特定的的称谓———“新莞人”。“新莞人”包括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外来劳动者。从此，东莞1000多万劳工在称谓上被接受了很多。

　　但称谓的不同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有太大改变。东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但又常被主流所排斥的庞大的外来工，一方面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但在他看来，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新莞人仍然很难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这个城市。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外来工文化水平更高。在25岁以下的农民工中，基本上都是初中以上毕业，高中毕业者比重也在逐步增加。”学者张路雄认为。

　　资料显示，自1996年至2004年，东莞市全市累计刑事案例每年都呈不同比例递增，其中尤以1999-2001年为最，增幅较前一年达近5%。直到2005年，犯罪率才开始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刑事犯罪率仍然偏高。“当地人常把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怪罪到外来工身上，但我不这么认为。”王东说，面对日益凸显的珠三角地区缺工的现象，“东莞自身的责任还是大于外来人口的责任，因为一些外来工觉得没有归宿感。”在东莞从事记者职业的李青说，“整个东莞就是一个超级大工厂，外来工在这里的角色就像是个机器零件，都知道机器不能少零件，但对于大工厂来说，他们又从不把零件放在眼里。”

　　据李青透露，虽然现在东莞的商品房很多都是针对“新莞人”而盖的，但是能在东莞买得起房的却不是在这里工作的普通工人。“凭着他们每个月一两千的收入，在东莞最多只能住上出租屋。名车、豪宅、高尔夫，对‘新莞人’来说只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