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北京迎来35年以来最早的夏天。其实早在五一前，女同胞们已经开始换上夏装，各种款式的旗袍也提前热销起来。旗袍以它特有的美丽、性感、优雅和端庄，赢得各阶层女性的青睐，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时装，并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服饰文化的代表之一。
旗袍带着几分拘束，又有着几分随意，领口的紧收与敞开，都能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女性丰润优雅的颈部；紧身的衣身突出女性胸部、腰部和臀部的造型，展露出动人的优美曲线；下摆开衩乘风飘拂，既含蓄又极富动感，展现出女性无限温柔，浪漫的情致——这样的旗袍穿在女性身上，再配以优美的步态、淡雅的服饰，典雅中蕴含着质朴，高贵中透出清丽。这样的服装，就不仅仅是一种时装，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化了。
起源
上马下马图个方便
旗袍原是满族的服装，旗袍的出现是与清顺治在北京城建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满族素有红、黄、蓝、白的正、镶各四旗，统称为“八旗”，汉人称其为旗人，旗袍是旗人的服装，因而得名旗袍。
满族的语言称之为“衣介”，这种袍子的穿着者还包括在旗的蒙古族和汉族。男式的旗袍多称为大褂，且为长筒垂直的样式，圆领，大捻襟，四面开气或左右两面开气，有扣袢，有箭袖。在行军和跋山涉水时，只要将袍子的下摆底襟撩起来，掖在腰间的袍带上即可，无论上马下马、行走动作就都可以自如无拘啦。
箭袖是在袍袖袖口边再接出个半圆形的袖头，一般长度在三寸至半尺左右不等，形似马蹄，汉人称其为“马蹄袖”，满语称之为“哇哈”，平日挽起可增加美观，也显得利索，外出狩猎时放下又能遮盖手背，起到防风御寒的作用。
清顺治在北京城定鼎之后，令全国军民“剃发易服”，以表示归顺，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汉族老百姓的服装也随之变化。在清政府的大内宫廷上，王公大臣和其他官员入朝觐见皇上时，都必须先将马蹄袖弹下（先左后右），两手伏地行三拜九叩的大礼。
早年间的旗袍是直硬领式，宽下摆，不收腰，袖子宽且肥，这是为了便于戎装女子在马上的驰骋搏杀。如今在沈阳的故宫博物院里还能见到它的模样，只不过已是隔窗欣赏的展品啦。
变迁
流行五十年变化多端
自打旗袍出现在这北京城，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慢慢变化着，领子由硬变成了半软的，也不像早先那么高耸了；袖子还是肥，但袖长增加了不少、不用打仗啦，只为御寒啦……从清朝结束到新中国成立的这风云变幻、扭转乾坤的半个世纪，是旗袍发生根本变化的50年。
这期间，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思想的开放、有识之士对民族服装的倡导等多方面因素，旗袍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进而成为单一的女性服装从而体现东方女性身材美，显示女性魅力的大众化服装。
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旗袍逐渐在城市妇女中流行，至30年代，在式样上经过改良的旗袍广为普及。20年代中期旗袍腰身较宽松，袖口宽大，长度至脚面，并作滚边内镶边。
30年代初期，腰身、袖口、相应缩小，而长度缩短近膝，至30年代中期，长度加长，为了便于行走，两边开高衩，而腰身紧绷贴体，充分显示女性体形的曲线美，并能增添人体修长的美感，把人衬托得亭亭玉立。当然这种款式只能适应青年女性及体型较瘦的中年女性，对肥胖体型的中老年妇女并不合适，故旗袍的造型并非单一化。
40年代由于日寇发动侵略，人们从便于活动的实用功能考虑，旗袍长度缩短，炎夏季节，袖长短至肩下3至6厘米，甚至把袖子取消。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当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翌年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平碧云寺迎往南京的中山陵安葬，政府官员自然要同去参加这一隆重的“奉安大典”，这就需要有适当的礼服。于是就在1929年4月，公布了服装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民国政府提倡旗袍，还在1937年，由北京市民政局主办在6月20日举办了首届集团婚礼，宣传旗袍和文明结婚。
现如今，在海外和港澳，每逢年节之时，无论华侨、港商，还是学者、教授，以及平时服装着衣时髦者，都要在年节接神，祭祖时换上长衫、旗袍，大有孝子“送礼成服”的味道，这与其说是民族感情，倒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品牌
名人名家青睐“双顺”
老北京做旗袍的便服摊、成衣铺不算少，可名气最大的得数“双顺便服店”，这个字号至今仍使用着，剪裁合体、做工精细是有口皆碑的。双顺的掌柜的韩俊峰是河北深县人，宣统元年（1909年），14岁的韩俊峰进北京城的“双顺兴”成衣铺学活儿，勤恳刻苦加之心灵手巧，待到三年零一节期满时，他已经是男活、女活样样在行了。留柜的六七年里，他慢慢有了不少专找自己做活的主顾。不久，他辞柜另立了成衣摊，生意日渐兴隆，以后又办起了四间门脸的成衣铺，取了“双顺”的字号，做活的师傅也发展到了四十多人；其中不少是身怀绝技的名师：李祥瑞、徐良、张治忠、支善文……个个都是好手艺。
“双顺”叫客的本事是活茬地道，做工讲究。韩俊峰开明豁达，又深晓商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的规律，且有一些大宅门的固定顾客。他在做旗袍时按其年龄、职业、气质、身份和面料、颜色、穿着季节、因人而异地认真剪做，讲求手工制作，针脚均匀柔软，用沿边和盘花做点缀，使成衣鲜亮悦目，给人以高雅华贵、雍容大方的感觉。并且不断加以翻新和改造，对领子、大襟、开衩、卡腰、袖肥等都做了许多改革的尝试，使之更舒适、更美观而为广大妇女喜爱。
民国时期的马连良、谭富英的家属都是“双顺”的老主顾，著名学者俞平伯更是因此同韩俊峰交了朋友。“五四”运动后，一些女大学生及舞星、影星、校花也是这里的常客。
全国解放以后，在“双顺”做旗袍的有社会名士宋庆龄、雷洁琼、郭德洁（李宗仁夫人）等，王光美、张茜、林佳楣陪同中央首长出国访问时着的旗袍亦出自双顺。前美国总统里根偕夫人南希访华时，南希夫人特意请“双顺便服店”的支善文师傅去中南海为她量体裁衣，并连夜赶制了两件锦缎旗袍。当天晚上，里根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南希夫人所穿的正是那件红色的锦缎旗袍。为此，“双顺”被编入了国外的旅游辞典，不少外国游客就是拿着辞典，找到双顺来做旗袍的。
遗憾
被服务行业当成工作服
近几年旗袍重新开始流行，服装界对这股旗袍回潮表示欣喜，说旗袍是曲“唱不尽的老歌”。不过，当抱着追寻高贵气质的人们去唱这首老歌时，却发现这老歌似已变味。
旗袍一向是中国的国粹，她充分展现东方女子窈窕曲线和高贵气质，散发出典雅庄重的传统美。被尊为“国母”的宋庆龄女士穿上旗袍云髦高挽的优雅气质，不知折服了多少国人和外国友人。既然称之为国服，那么它应该代表了一种档次以及约定俗成地被当作在特殊场合穿着的礼服。然而，如今在我国，旗袍既是传统服饰的代表，又像服务行业的行业服。
拥有一件软缎手锈旗袍是方女士长久以来的愿望。可当她穿着丈夫当礼物送给她的旗袍去赴宴时，却发现宾馆的服务小姐也穿着类似的服装，尤其是在被人误认作服务员后，方女士笑也不是怒也不是，尴尬之余决定下回决不再穿，其原因不说也明。
一向重礼仪的中国的服务小姐穿上旗袍迎宾待客当然不能说是种错误，人们产生“不伦不类”的情绪也难免，有人说，“这是对传统的践踏。”这话或嫌偏激，但旗袍这一国服的传统意味在削减却是真的。被当作闲暇时装的旗袍与只作为民族象征及盛典着装的国服同时并存，这也许是目前大众既怀旧又力图摒弃传统的着装观念的一种表现。
人们钟爱旗袍类国服固然有服装本身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这种服装蕴含的王家凤凰之气，但在这一服装尚未普及之时，被服务行业欺占成为一种流俗，这的确对旗袍的进一步推广不太有利。
此外，在一些服装商店中的旗袍售价过高，也是旗袍难以普及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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